书院产生于唐末五代，盛行于宋代。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教育机构，在历史上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书院在教学过程中，贯彻自学与讲习相结合，教师的个别指导和学生的切己体察相结合的原则。不仅重视知识的传授，更重视智能的开发，因而为国家培养过不少有用人才。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如宋代的“白鹿洞书院”，就是著名的学者、理学家朱熹主持的。明代著名的“东林书院”，就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主持的，当时到他那里读书是很不容易的。东林书院有一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学生除认真读书钻研学问外，还要关心国家大事。
　　泾川书院的建立，约在明嘉靖年间。明分守关西道参政迟凤翔（山东人，嘉靖甲辰进士）执政时，于嘉靖37年（1558）在高峰山脚下，创建书院。因处高峰山麓，故曰“麓城书院”。规模不大，有堂屋3间，偏屋6间，也没建围墙，后胡松（嘉靖巳丑进士）接任参政后，始对书院修建了围墙，进行粉饰、维修。取《诗经》“高山仰止”之意，更名为“仰止书院”。他还写了“仰止书院记”，刻石立碑以记其事。现在碑石已下落不明，其碑文被收录在清乾隆时编印的《泾州志》中。在“仰止书院记”中，对其书院的位置说：“……麓城半在麓而麓又甚高，俯视城下观寺居民历历在足下……”，其原址在高峰寺靠北的山脚下，叫后城的地方。对书院周围的环境，有这样的描述：“……登麓，仰顾高峰，俯瞩泾汭，回中映带左右，而又鲜喧哗啾洳之逼。信学子讲道游艺之所也……”。其环境安静、幽美，是读书的好地方。
　　到了清朝，将书院由后城迁至东门外，又更名为“阮陵书院”。同治初年，泾州遭了大年馑，加上匪乱兵灾，书院遂毁于战火。光绪9年（1883），知州胡韵兰（湖北籍举人）上任后，筹集资金另在南关修建书院（现土窝子小学），共建校舍40余间，规模可谓宏敞。在甘肃省使陆廷黻的参与下，研究定名为“镜清书院”。当时书院的负责人叫山长。教材不外乎“五经”、“四书”及八股文章。由山长主讲，按月还请知州作辅导讲课。每月由山长出题目，作八股文。按学生的学业成绩及作文的优劣等次，分别给予奖励。还逐月给学生酌发灯油费。书院经费很困难，原有课银基本金仅3千串钱。光绪年间，有个蒲城举人王建，包收泾州税款，他很热心教育事业，看到书院经费困难，即捐纹银百两。书院即将此银贷给商户生息，以补充经费不足。
　　据零星资料记载，在“阮陵”、“镜清”书院先后担任山长的有贾葆业、赵其昌、杨国俊、闾佐武、许颖悟等人，他们都是德高望重，学富力强，勤守供职，深受群众拥戴的地方贤达。如许颖悟老先生（县城人，为光绪巳酉科拔贡），生性耿介不徇私情，工作尽职尽责，主讲镜清书院，管理经费20余年，款目公开，丝毫不苟。故督学使者给题赠“陶铸文教”的匾额，以奖励。又有职员任廉（光绪3年恩贡）督修镜清书院，管理财务账目20余年，廉洁奉公，点滴归公。督学使者以“其行能符其名”，题赠“文林模范”的匾额，以奖励。
　　光绪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仍把持朝政，但是“废科举、兴学校”的浪潮已波及全国。在此形势下，泾州知州张元森于光绪31年（1905），将“镜清书院”改为“泾州高等小学堂”。
　　辛亥革命后，改“泾州高等小学堂”为“泾川县第一高等小学堂”。民国6年（1917）县劝学所成立，遂改高等小学堂为高等小学校。但在四十年代初，书院曾遭一段厄运，被三青团泾川分团部占驻达6年之久。他们只使用，不保护，不维修，到解放前夕，书院已是满身疮痍，破烂不堪。
　　解放后，这个古老的书院焕发了青春，破旧的姿容被维修一新，建立了小学，为新中国又在培养人才。
　　书院自诞生到现在，已经历了三种社会，100多年的风风雨雨，它是我县教育事业由废到兴的唯一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