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到了南北朝时期，其宗教传播和艺术发展出现了空前的高潮。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宣武帝延昌年间（公元512—515年），各地寺院增至13727所，由此可窥佛教之兴盛。
从可考的文物来看，泾川出土了十六国时期的华盖鎏金铜佛，而规模化的佛教艺术发展盛于北魏。太和末年，泾州刺史开凿王母宫石窟[1]。延昌前夕的公元509年，泾州刺史奚康生造南、北石窟寺。此后罗汉洞石窟群、丈八寺石窟等陆续开凿，在泾河两岸的崖壁上形成了绵延达百里之长的“百里石窟长廊”。泾川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佛教文化，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以佛舍利供养为形式的佛教信仰同样是泾川佛教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1964年至2013年，泾州古城内在49年间连续三次出土佛舍利及佛牙佛骨，发现舍利地宫3处，发现五重舍利套函、四重舍利套函、三重舍利套函各一，“发现的批次、数量之多，在国内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2]”。
现将泾川南石窟寺出土的北魏石佛座和北周宝宁寺遗址出土的慧明造舍利石函作以对比，进行一点粗浅的探讨，了解二者之间异同，从而为研究北朝时期泾川地区佛教艺术、佛教信仰的发展提供一己之见，以求方家指导佐证。
一、北魏石佛座和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介绍
（一）北魏石佛座
北魏石佛座编号001343（以下简称北魏石佛座），高22厘米，长44.5厘米，宽33厘米。出土于泾川南石窟寺附近，时间不详（约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现于泾川南石窟寺院内，当时做香炉使用，有燃蜡、焚香痕迹，佛座内经后人用水泥浇灌和修补，凹槽内深度不详。佛座的顶面凿一长方形凹槽，顶边沿有嵌合口部的内凸缘，似为子母扣状。前立面雕一长方形边框，边框凸起，分三格，正中浮雕一高柄托盘，上盛摩尼宝珠，两侧刻蕉叶纹，左右格内各浮雕一蹲狮和一供养人。狮昂首相向，张口吐舌，涂铁红色、绿色彩绘；一壁角棱残无，左蹲狮残缺，右供养人头部残缺。该座雕刻细腻，双狮形象尤为生动。遗憾的是北魏石佛座却无文字记载，无从考证它的用途以及当时雕造背景等状况。
（二）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
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慧明造舍利石函，1969年出土于宝宁寺遗址。青砂岩质，长67.5厘米、宽49.5厘米、高46厘米。函体成长方体，盝顶式盖，子母口扣合。套函由石函、大铜函、小铜函、硫璃瓶组成，硫璃瓶内有舍利数十粒，石函内有玉带环2件、玉发钗1件、琉璃杯1件、鎏金开元通宝15枚、法器剑3件、银环状不明用途物2件、铜环状不明用途物2件、金钗1件、银钗12件、银簋2件。函体正面阴刻楷书“真容虚寐妙惙疑神圣智无私言谈□绝然宝宁寺比丘慧明谨□衣钵之余仰为七世所生法界合识敬造石像一区琢磨已就莹芳殊丽虽不□氏见存与真踪无异籍此善□颠上来而外合国黎庶俱登正觉北周天和二年岁次丁亥八月庚子”96字刻记，背面雕一长方形边框，边框凸起，分三格，正中又分三格，居中浮雕一飞天且头顶托盘，上盛摩尼宝珠，两侧各浮雕一供养人，左右格内各浮雕一蹲狮。
二、北魏石佛座与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对比分析
北魏石佛座和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均属北朝时期佛教艺术的造像风格，二者之间既有明显的相似性，又有区别之处。
北魏石佛座
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
（一）北魏石佛座与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的共同点
1.具有相同的形状特征——长方体。
2.造像布局也极为相似边框凸起，分三格。
3.造像题材相同，都有托盘、摩尼宝珠、两位供养人、双蹲狮。
北魏石佛座正中浮雕一高柄托盘，上盛摩尼宝珠；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居中浮雕一飞天形象且头顶托盘，上盛摩尼宝珠。摩尼宝珠“梵语摩尼，又云末尼，华言离垢。此宝光净，不为尘垢所染；若以青物裹之投水，水色即青；红黄赤白，亦复如是。能如自己意愿，而变现出种种珍宝之宝珠。此宝珠尚有除病、去苦等功德。一般用以譬喻法与佛德，及表征经典之功德。谓等觉菩萨无明之惑将尽，位居十地之上，其随类现形，化用自在。[3]”这就说明摩尼宝珠在佛教及世俗中具有特殊地位——统摄了宇宙的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的物（包括物质和意识）都无可比拟，相当于佛性及佛。摩尼宝珠作为消灾、吉祥的象征，人们用他以祈求幸福平安、招财进宝，已成为传统习俗。
以上共同点就可以理解为，北魏石佛座与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之间的雕刻风格基本相似，或为承袭。
（二）北魏石佛座与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之间的差异
北魏石佛座未发现盖体、有图无文字、无飞天这一造像题材；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较为完整，有文字记载，居中浮雕一飞天形象且头顶托盘，上盛摩尼宝珠。
从北魏至北周195年左右的时间内，经历了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魏太武帝、周武帝灭佛），而其他皇帝几乎都推崇佛教。因此佛教不仅没灭，反而使更多的信众更加追求信仰、渴望自由，这在灭佛事件后北周宝宁寺舍利石函的飞天造像中得到体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北周时期佛教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出现了裸体飞天，使得飞天这一佛教造像有了新的突破，古人渴望自由、盼望征服太空的美好愿望更加突显在飞天的造像风格上。这便是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与北魏石佛座有无飞天这一造像题材的主要原因，从北魏石佛座到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正是这一段历史的发展佐证。
三、结论
首先，摩尼宝珠这一佛教特殊题材，同雕刻于北魏石佛座和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之上，说明北魏石佛座和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有相似及联系，摩尼宝珠在这里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正如中国汉族寿材上的五福捧寿图，虽不是文字，但它具有专用的象征意义，无论什么时候，绝对不可能雕刻于座椅之上以及挪为它用。那摩尼宝珠这一佛教特殊题材既然用于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之上，就能解释成摩尼宝珠同中国汉族寿材上的五福捧寿图有同样的专用性、象征性，这样一来北魏石佛座就有和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一样的特征和作用。
其次，迄今为止出土及发现的佛座都是圆形莲花佛座居多，也有少量长方体佛座，但它们同样有莲花素材，玄奘题名石佛座，也具有莲花题材。自古以来佛都端坐于莲台之上，既然是石佛座，为什么造像题材中没有莲花题材？相反，北魏石佛座与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如果属于不同用途，那么二者之间为什么具有相同的造像题材？
再次，北魏石佛座既然是佛座，那么与佛像之间应该是榫卯套接。佛座顶面长方形凹槽作为卯眼，佛像下方必然有榫头。卯眼有多大就对应榫头有多大，佛座壁厚最薄处仅有3.8厘米，这里的卯眼已经接近整个佛座，显得佛座有些多余，同时这样大的卯眼必定承载比它更大的佛像，北魏石佛座能承载比它大很多的佛像？卯眼成倒锥体上大下小，成不稳定性，要保证稳定就应该增加受力面，至少上下对等。北魏石佛座所表现出的以上特征是无法承受佛像榫头扣入后稳定佛像的作用，使得佛座失去了雕造时应有的意义。在佛座具有卯眼特征的同时，上方又有梯状的凸起，表现出其子扣特征，这种特征应该不会是装饰作用。联系北周宝宁寺舍利石函的形制，会不会在“佛座”的上方原来有个母扣的顶盖？最著名的玄奘题名石佛座（如图）高36厘米、上径49.5厘米，上方也没有子母扣痕迹，而只有合规合矩的正方体卯眼，且卯眼上下等同，足以在榫头扣入后发挥出稳定作用。因而我个人认为，虽然北魏石佛座尚未发现母扣及盖体，但将其定名为佛座我认为有待商榷
。
玄奘题名石佛座
综上所述，通过比对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及玄奘题名石佛座，我认为北魏石佛座有理由称为舍利石函。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推移和世事的变迁，其文物本体已经失去了它的完整性，从而成为舍利石函套件文物中的一个孤件，给后世留下新的思考。倘若南石窟寺发现的北魏石佛座为舍利石函，那么泾川是否会在三次发现佛舍利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现？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思考的方向，那就是北周宝宁寺石函也是由石佛座改造而来，那么它和北魏石佛座之间的因承关系才能成立。
总之，北朝作为佛教在中国的重要发展阶段，佛教雕造艺术丰富多元，时间跨度近二百年。北魏石佛座与慧明造舍利石函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就表现出佛教艺术品间的承袭关系。北魏石佛座与慧明造舍利石函不应该有两个不同的称谓，要么都称为佛座，要么都称为石函。现求教于专家学者给予指导帮助。
[1]魏海峰，《陇东最早的石窟——王母宫石窟考》，《平凉日报》2014年3月。
[2]楼宇烈，2013年12月26日在中国社科院、泾川县政府举办的“泾川佛教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3]《三藏法数》，明一如法师编著。
作者简介：王小刚，男，生于1980年7月，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毕业，现任泾川县博物馆佛教艺术陈列馆主任兼保安部主任。此文章曾发表于2014年8月11日平凉文物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