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这是对我们甘肃省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最好的诠释。从长安到凉州（也就是今天的武威）之间，有三条主干道，其中中线、北线都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泾川、平凉到达凉州；另一条就是从长安出发，经过宝鸡、天水到达凉州，属于南线。泾川这一线路开辟时间早，路程较短，并且都具有安全性和便捷性。是宋代之前的主干道，南线是宋代以后的补充路线。

泾川作为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也是联络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交通枢纽。清代的历史学家顾祖禹在他的《读史方禹纪要》中，对泾川的地理位置就做了明确定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山川环带，水陆流通，联络中外，翼带东西，城关中之襟要也！”就由此可见，泾川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不仅仅是丝绸之路从长安西出的重要驿站，同样也是佛教文化在中国东进西渐的桥头堡，就在今天城北新区的水泉寺周围，仅仅在半世纪就出土三次佛舍利。

公元601年，隋文帝下诏在全国30州建塔供奉佛祖舍利，在泾州敕建大兴国寺。公元694年，武则天敕令全国各州建大云寺供奉《大云经》，就在隋大兴国寺的遗址上兴建泾州大云寺，并将原塔基下的14粒佛祖骨舍利用金棺、银椁、铜匣、琉璃瓶盛装后，重新放入地宫供奉。在地宫中用棺椁葬制瘗藏佛舍利，是汉传佛教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开端，具有学术断代意义，它比法门寺用同样形式供养佛舍利要早整整180年。但是在明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大云寺不幸毁于洪水，泾州古城沉寂于地下。直到1964年，泾川水泉寺村意外的发现了泾州大云寺舍利地宫，出土了石函、金棺、银椁、铜匣、琉璃瓶五重套函及14粒佛祖骨舍利。1971年被郭沫若先生评定为国宝级文物，并指出“舍利石函，贵在石函”。那为什么是“舍利石函，贵在石函”呢？请各位领导来看，在石函的表面有千字铭文，并且在石函的顶部刻有“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共一十四粒”这几个字，明确的记载了石函内舍利的数量以及当时重新安奉时的历史背景，这就是为什么郭沫若先生会指出“舍利石函，贵在石函”的原因了。舍利出土之后，正是中印边界纷争结束不久，为了避免外交上的尴尬，周恩来总理要求低调处理，不进行宣传报道。也就因为这样，泾川发现的这批舍利与23年以后才发现的法门寺舍利相比，因为时代背景的差异而显得低调、神秘。这五重套函现在保存于甘肃省博物馆。也就成为了甘肃省博物馆的十大珍品之一。这也就是我县第一次出土的佛祖舍利。

公元567年，泾州宝宁寺比丘慧明敬造一尊释迦牟尼造像，与院内已有的佛舍利一起供养，以期实现“合国黎属俱登正觉”的宏愿。1969年水泉寺村发现了北周宝宁寺遗址“比丘慧明造舍利石函”一套，其中三件就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旁边我们就可以看到，石函内装有大小鎏金铜匣，铜匣内装有琉璃瓶，琉璃瓶内装有佛舍利，现保存于平凉市博物馆。同时出土的文物还有铜榔，玉戒指各一件，羊脂玉带环2件，玉发钗1件，琉璃杯1件，鎏金开元通宝共15枚，法器剑3件，银环状和铜环状不明用途物2件，金钗1件，银钗12件，银簋2件。那之后又在北周宝宁寺遗址又出土这尊青石佛立像，就圆满印证了铭文上记载的将佛造像与佛舍利一并传承的事情。虽然这是我县第二次出土的佛舍利，但是在石函上有铭文明确记载了这些佛舍利瘗埋于北周，比隋唐佛祖舍利更早，并且出土的文物数量之多、规格之高，也是非常罕见的一次重要发现！但是舍利发现后，正值文革，全国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宗教也被当作封建迷信加以批判，所以第二次舍利的发现又沉寂于世。

岁月无常，而历史有意。2013年在大云寺东侧惊现北宋泾州龙兴寺地宫，发现一处供奉佛舍利的地宫及两处窖藏佛像坑。在地宫内出土一具陶棺及一块砖刻铭文碑，那在陶棺内发现6枚舍利瓶及佛牙、佛骨等佛教顶级圣物。在发现的6枚舍利瓶中有两枚为长方形的琉璃瓶，像这样长方形的琉璃瓶全世界曾在韩国出土过一枚，而在我国不仅仅是首次发现，并且为两枚！现在这两枚长方形舍利瓶及上面我们看到的这枚圆形舍利瓶，还有出土的1777颗舍利现供奉于泾川大云寺地宫。原故宫博物院院长、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考察这批佛舍利后，作诗一首：

泾州佛事岂虚传  梵呗当时曾满川

观觅遗基大云寺  犹留石窟小西天

重函方兆三番瑞  一窖又藏千载缘

新塔凭栏多断想  女皇步武果无前

稍后请各位领导随我进入展厅一同亲眼目睹此次出土的佛教圣物。

参考资料：《丝绸之路上的世界文化遗产*泾川文化遗产录》张怀群、赵晓春、魏海峰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

           作者简介：常蓉，女，生于1990年12月，兰州城市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现任泾川县博物馆讲解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