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泾水流域有许多方国，史学界普遍认为，其中的阮、共等国在今甘肃省泾川县境。中华阮姓、共姓也以国得姓，起源于此。《诗经·大雅·皇矣》第五章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这是阮、共等国首次在古籍文献中出现。此后的3000年间，史学家对于阮、共等方国的研究虽显不足，却也可窥端倪。
在古阮国境内泾川泾明乡出土的商代铜鬲，口沿内侧铸有徽记铭文。
一、史学家对泾川境域阮、共等方国研究的主要观点
商周建在泾川的方国到底有几个，史学界现存四种代表性说法，笔者参照平凉师范副教授张怀宁的总结重新进行归纳。
一国说。《诗经全译》引唐朝孔颖达释：“有密国之人，乃不恭其职，敢距逆我大国，乃侵我周之阮地，遂往复侵共。”《诗经·朱注》宋朝朱熹释：“阮，国名，在今泾州。徂，往也；共，阮国之地名，今泾州之共池是也。”《诗意折中》引清朝傅恒等释：“密、阮皆国名；共，阮邑；距，拒。”也有学者认为，商代晚期皋陶氏后裔在泾川境内建立阮国，首都为“共”。
二国说。《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阮，古国名，文王所灭。《诗·大雅》侵阮徂共，其地在今甘肃泾川县东南。共，古国名，文王所灭，在今甘肃泾川县北五里。”《皇清经解》引清朝戴震释：“阮与共，宜皆周地，而阮则周之疆域接于密者。”《经学辑要》引清朝马端辰按：“侵阮徂共承上敢距大邦而言之，毛传言密须侵阮遂往侵共是矣。《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正与毛传合。郑笺从鲁诗，以阮、徂、共为三国，不若毛传为允。”《辞海》载：“阮，古国名，偃姓，在甘肃泾川，为周文王所灭；共，古国名，有二：其一，在甘肃泾川北。其二，在河南辉县，西周时为共伯封国。”《辞源》载：“阮、商代诸侯国名，偃姓，地在今甘肃泾川县境。共，古国名，在今甘肃泾川县北”。
三国（四国）说。《皇清经解》引清朝陈启源释：“毛以阮、共、旅为周地名，而徂为往。郑以阮、徂、共为三国名。徂旅为徂国之旅。毛以阮、共为密所侵，而文大遏之。郑以阮、徂、共为密人之党，而文王侵之。”《皇清经解》引清朝焦循释：“侵阮徂共，毛亨传谓：国有密须氏侵阮，遂往侵共。郑玄笺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国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须之人，乃敢拒其义兵。’”这里有两组“三国说”，即阮、共、旅与阮、徂、共，同时也形成了“阮、共、旅、徂”之“四国说”。
由于商末距今年代遥远，已无可信史做明鉴，且目前缺乏更有力的考古发现来例证，因此出现上述几种观点争鸣属情理之中且难能可贵，为推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与思考。然而综合以上信息可以发现，至少阮国存在于泾川在古今史学界已毫无争议。而在《辞海》、《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权威典籍中，则明确肯定了在泾川至少曾建有阮、共两个方国，并且对于其地域方位做了明确描述。至于三国、四国说，仍然是一个业已存在、但尚无结论的学术探讨。
泾明出土的商代铜鬲口沿内侧的徽记，疑为阮人最早的族徽。
二、历代史学界及地方史学界对阮、共等古国
疆域分布上的研究共识
对于商周建在泾川的古国虽有四种说法，但《辞海》、《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权威典籍经过综合研判均采用了“二国说”的观点。无疑，“二国说”是目前对于泾川地区商周古国研究的权威认定和对历史上这一课题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结论。而地方史学界学者结合各种论述，也对阮、共等古国遗址及分布区域进行了现场踏勘，发现了大量文化遗迹，出土了与古国文化有关的商周文物，更进一步印证了“二国说”的合理性及二国在疆域分布上的可信性。
《通志》：“初文王伐邗，问太公曰：‘孰可伐？’太公曰：‘密须可’，管叔曰：‘其君疆明，伐之不可，’太公曰：‘先王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遂自阮、徂、共而及密须。密须之人自缚其君而归文王。”据此陇东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多勇研究认为：文王自阮、徂、共而及密须，密须已确认在今甘肃省灵台县，说明阮、徂、共在今灵台县附近，共应在泾河流域。今泾川县水泉寺有共池，传说就是古共国都城遗址，盘顶子有大量西周文化遗存，当为共国遗存。文王自阮、徂、共而及密须，应该是自北而南包围阴密，阴密国“自缚其君”而投降，因此阮、徂应在从文王丰京（在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河以西）到共国（甘肃泾川）的路上。
平凉市史志办原主任、史学家祝世林认为：商代末期，周族兴起于渭水流域，那是地区南部有密须国在今灵台县境；有共国、阮国，在今泾川县境，共、阮是周之属国。泾川县水泉寺有共池，相传为共国都城遗址，文物工作者曾做过考查，确有大量丰富的文化遗存。阮国在泾川县东部。
1972年，泾川县在泾明乡蒜李大队庄底村发现一处古墓，经文物工作者清理发掘，出土了一只铜鬲，侈口，直耳，三袋足，颈饰饕餮纹，腹内有铭文（族徽），高375px、口径312.5px，当时的出土“简报”定其时代为“早周”，该铜鬲现存平凉市博物馆。从当时清理发掘时的墓圹结构、有腰坑、殉狗，出土有贝币来看，均具殷商特点。在2013年8月25日于泾川县举办的“泾河流域古国古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铭文当为阮姓最古老的族徽，同与会的中华阮姓文化研究会代表所展示的明代阮氏族谱上“阮”族徽的结构及组成元素高度吻合，系“阮”字早期的象形文字。由此说明，泾明乡一带在商末时确属阮国领域。
从以上平庆地区本土文化学者经过史料研究、实地踏勘后的研究成果以及现有文化遗存、出土文物不难看出，共国当在今泾川县水泉寺一带，阮国在今泾川县东部的泾明乡一带。这个结论与历史上既有的“二国说”诸观点完全一致，也是《辞海》、《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权威典籍中普遍采用的说辞。由此可见，“二国说”是历代史学界及地方史学界对阮、共等古国在泾川的研究共识。
另外仅在泾川县境内出土青铜器的地点有9处，城关水泉寺出土商代青铜剑鞘一件，玉都下坳出土商代铜觚、铜爵各一件，泾明乡蒜李商代墓出土铜鬲一件，泾明出土商代素弦纹鼎一件，城关瑶池西周墓出土兽面纹象头足青铜甗一件，城关镇蒋家出土西周涡纹青铜鼎一件，窑店乡西门出土西周蝉纹青铜鼎一件、黑河乡焦村出土西周青铜鼎、簋各一件，党原乡出土青铜车軎銮钤等车马器。这九处地点出土的器物多是一地一件，最多的只有两件。反应了泾河流域以泾州为中心的地域有商周时期多个方国的可能。
泾川出土的商代三角援竖銎戈，是研究商代晚期历史的重要文物，属国家二级文物
三、地方志书记载和地名遗存与阮、共古国（古文化）
在疆域分布上的“矛盾”所在
虽然“二国说”已形成主流观点，但是我们对于历代史学家的不同学说仍然不可忽视。尤其是在地方志书中以及后世存续的与阮、共古文化有关的地名中，我们会惊讶的发现，在古共国的领地上，存在多处与“阮”文化紧密相关的古文化遗存，二者盘错于一起，颇让人费解。
明代泾州人、济南同知温应璧撰《重修水泉上寺记》碑文中载：“古城之西，近阮陵，生苯。”实地踏勘阮陵，会发现阮陵近共池，二者相依；清道光初年，在今泾川县城的南山下设有“阮陵书院”；民国《泾川县志》地舆志载：“今县北水泉寺，旧名为共池，即汉安定县遗址，古迹称为阮陵”。民国时水泉寺所在的乡名叫阮陵乡。三十二年（1943）由阮陵乡绅士史文郁、史建功、赵静齐等出资，建有长达6公里的“阮陵渠”，可灌田五千余亩。这些信息又反映出，至少体现在文化方面，阮、共实存在于同一地域，或正应了“共为阮邑”之“一国说”？这与《辞海》、《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的释义和张多勇、祝世林等人的考证以及在泾明乡出土带有“阮”铭文（族徽）的铜鬲所得出的结论相悖。
我们同样来翻阅地方志书。明《平凉府志》在泾川建制沿革部分记载：“泾川商周时为阮共故地。”清乾隆《泾州志·地舆志》载：“泾于天文为东井，居泾之阳。商周阮共之地”。光绪三十三年（1907）《泾州乡土志》历史部载：“泾州于天文为东井，居泾水之阳，商周时为阮共，在畿内亦曰密”。民国《泾川县志》地舆志载：“泾川禹贡为雍州之属，周为豳地，《诗》‘芮鞫之即可征也。’且为‘阮地共地’，《诗》‘侵阮徂共’又可征也。”“商：密须子爵商侯国与阮皆隶即今本县之东半面”。“周：阮共。阮，古国名。为文王所灭，《诗·大雅》‘侵阮徂共’，其地在今本县东南。共，古国名。为文王所灭，其地在今本县北五里，《诗·大雅》‘密人不恭，侵阮徂共。’以上均见《古今地名大辞典》。”从以上地方志的记载中，阮、共又的确属于两个并列的名词，代表了历史上两个并列的方国。而且在《泾川县志》所引据的《古今地名大辞典》中，明确记载阮国隶本县之东半面，共国在今本县北五里，其描述却又与《辞海》、《辞源》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如果仅从这些地方志书的记载来看，有描述阮、共国古文化同时存在于古共国地域的，有明确记载阮、共国领地分属各自疆域的。那么它们之间到底存在那种逻辑关系呢？从而让人们对于阮、共古国（古文化）的研究莫衷一是。
泾川出土的商代“口父丁”兽面纹觚，造型精美，是商代青铜觚中的珍品，属国家一级文物。
四、阮、共古国（古文化）不同学说产生的成因分析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四种学说产生的成因。
“一国说”之“共为阮邑”观点的产生背景。朱熹认为，“侵阮徂共”是指（密须国）侵略阮国，直达阮国的共地；傅恒也认为，“侵阮徂共”是密须攻打阮国，兵临阮国都城共邑。从他们二人的解释中不难看出，之所以对“侵阮徂共”产生“共为阮邑”的理解，其关键在于一个“徂”字，“徂”即“往”也，也就是攻打阮国并直逼它的共城（都邑），那么阮、共实指一国了。这是古人对于古文字释义的不同理解形成的观点之一。
然而，同样一个“徂”字，历史上其他史学家却有着不同理解。《诗·大雅·文王之什·皇矣》第一章“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张多勇引用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笺曰：“四国：谓密也、阮也、徂也、共也。”他认为，郑玄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在众多观点中，郑玄观点较早，最为可靠，密、阮、徂、共应是四国。在郑玄的注解中，“徂”非“往”，而实为与阮、共并存的国名。陈启源又认为阮、共、旅为周地名。这也是“三国（四国）说”的由来。
至于“二国说”，本文第一部分“二国说”及第二部分已作交代，不再赘述。除了灵台的密国外，泾川古阮、共国的真实存在已被权威典籍所确认，第三国之“徂”国、第四国之“旅”国，囿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不足尚未被确信并普遍采用，本文不再作探讨。
其次再来分析一下地方志书中对于阮、共国疆域表述及文化遗存中的“矛盾”所在。
以民国《泾川县志》中《地舆志》记载为例，泾川为“阮地共地”，阮在“本县东南”（与位于泾川东的泾明乡的方位相符）、共在“本县北五里”（与位于泾川县城北新区的水泉寺方位相符），这是对阮、共二国同时分布于泾川境内不同地域的历史描述，符合“二国说”。然而在同一志书中，又有“安定县，治今县北水泉寺，旧名为共池，即汉安定县遗址，古迹称为阮陵”的记载，在这里共池、阮陵为同一遗址，似乎又符合“一国说”。事实上，人们对于二者之间的不同描述忽视了一个时间差，一个是说当时的行政建制与区划，一个是说后来的文化遗存。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确信，之所以历史上对于阮、共等古国的存在产生多种说法，主要在于史学家对于《诗经》中“徂”、“旅”等词语的不同理解。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未经过现场踏勘，而仅凭文本字面意思作出的个人判断。那么地方历史学者因为有现场踏勘的实地考据，尤其是有出土文物的佐证，这些共同印证了《辞海》、《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典籍上“二国说”的权威性。而地方志书中的“矛盾”所在，是因为商末时期的阮、共的确为二国，然而后来的古迹“阮陵”在共国境内的“共池”旧地，实为纳入周室之后的文化遗存，只是表述层次上不够清晰罢了。
2012年4月21日，全国阮姓代表团体来泾川寻根，确认阮陵之地。
五、阮、共古国（古文化）应该分为商末并列存在
与周代合二为一两个历史阶段
商帝辛三十二年（前11世纪），周文王以吊民伐罪名义誓师出征，攻灭了泾水流域相对强大的密须国，随后封同姓诸侯建立了密国。不久又灭了阮、共国，但对于阮、共国被灭后的存亡和状态如何分封处置则已无从考据。据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记载，阮、共国被灭后，其国人“以国为氏”，因而泾川是中华阮氏、共氏姓氏的起源地。泾川的阮氏一直延续到第十五代才在阮肥子的带领下陆续离开泾川向河南方向迁徙，时已至西周末年。可见在阮、共国灭亡后的800年左右间，其国民仍然生活在泾川大地。
那么再反观周室对于密须国的处置，笔者提出一种假说：阮、共国被灭之后，因二国国小民寡，且为了加强集权领导，遂被周室合二为一。周天子或依密国例分封姬姓子孙做阮、共合并后新建的阮国（周代）的王，或敕原来的（商代）阮王主政、共王辅弼，同治新建的阮国（周代）国事于原共国王庭。这种政治架构一直延续至西周末年，因戎狄侵袭，政权分崩离析，族人逃散，阮、共子孙逐渐向东南一带迁徙衍生。因此上，在原古共国的领地上，因为有阮、共子孙共同生活800年的历史沉积，也就有了“阮”文化在原古共国大地上的后世遗存了。而且由于对商周可信史记载的鲜缺，加之古代信息传播的闭塞，人们对于古阮、共国的理解研究只能限于只言片语的记载，所以衍生出不同的学术观点甚至错讹之说了。
2013年5月20日，来自全国及港澳台地区和美国、日本等全球阮姓后裔近百人在泾川举行首届拜祖大典。
六、中华阮姓、共姓的唯一起源地在甘肃泾川
对于阮姓起源于甘肃泾川，中华阮姓文化研究会以及海内外阮姓后裔中的学者已经高度认同，泾川是中华阮姓唯一起源地。而对共姓的研究较之阮姓要含糊的多，一种观点认为共姓起源于上古时期的神话人物共工之后，这属于传说时代的一种推想，暂不在历史范畴及本文讨论范围；另一种观点认为，共姓起源于商末共国，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泾川，综合本文前面的全部信息，这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一种学说；第三种观点认为，共姓起源于西周共国（故址在今河南省辉县市西北一带），而对于共国国主的表述又有两种记载，一说是（来源不明的）共伯被封到河南建立共国，又说西周共国属于姬姓国，是周文王的子孙，后被临国卫国所灭，国人遂“以国为氏”。笔者认为这是对历史事件与发生时间的一种错误嫁接。西周（河南辉县）共国距离商末共国（甘肃泾川）之间的时间差约在600年左右，也就是说西周共国灭亡时共姓早因商末共国的灭亡而产生已在600年间左右，且不排除“共伯”本是泾川共姓后裔的可能。即使西周共国被灭后国人也“以国为氏”，只能是第二批扩充后的共姓后裔，而非中华共姓之起源所在地。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共姓子孙因避仇免祸，有将“共”加“三点水”旁改为“洪”姓的，也有将“共”加“龙”字头改为“龚”姓的，他们都属于起源于泾川的“共”姓后裔。
全球阮姓后裔组织首次来泾寻根，在共池遗址留影。
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甘肃泾川这片地域内，殷商末年存在阮、共等至少两个方国，其中阮国疆域在今泾川县泾明乡一带，共国都邑在今城关镇水泉寺遗址，二国被周文王所灭后，国民即“以国为氏”，从而在此形成了历史上最早的中华阮姓、共姓，泾川是其姓氏起源地。被灭后的阮、共国被周室“合二而一”，建立了新的周代阮国，并设共邑为都城，为泾川大地留下了与阮、共古国、古文化密切相关的、丰富的商周文化遗存。
作者简介：魏海峰，供职泾川县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甘肃省民俗学会理事、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台湾）道教联合团体总会特聘“西王母文化”研究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