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川水泉寺最早的记载是建于唐代，至今尚存唐代建筑风格的山门，有着近1400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刹。最引人好奇的是，这座被皇帝敕赐最多的泾州古寺，寺名居然有十多种叫法。由于该寺并没有建置史的典籍记载，这十多种叫法的确切记录仅见于历代存留的碑刻和后世方家的解读中，因而其名称的演变令人们莫衷一是，甚至造成误解，传承至今。
水泉寺寺名的演变
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唐》载：“水泉寺碑。在泾川，今佚。”水泉寺的最早建置史无从考起，根据这一记载，在唐代，泾川已有以“水泉寺”命名的寺院。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的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的李阿昌造像碑就出土于水泉寺，说明至少在隋代，这里已有寺院存在，唐水泉寺或是隋代寺院的延续。
《陇右金石录·宋》又载：“水泉寺诗碑。泾川，今存。”唐代“水泉寺碑”与宋代“水泉寺诗碑”显然是两个概念，但这一记载同时印证了从唐代到宋代，水泉寺的历史延续。《陇右金石录·宋》同时记载：“解脱禅院碑记，在泾川王母宫，今存。”张维按：“此碑下截已经剥泐，今存者仅上截，尺余而字多漶漫，难辨碑额。有篆书‘解脱禅院碑记’六字，作行书，凡二十九行。”1943年时，《解脱禅院碑记》尚存于王母宫，后来遗失。《古今图书集成》等书记载，“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真宗敕建水泉院，又名解脱禅院，系解脱禅师主持修建，后来观察推官张孝友等又建。”又《缘督卢日记钞》载：“泾州王母宫有宋景德残碑。”可见在公元1004年，水泉寺由赵匡胤的侄子、北宋第三任皇帝敕建，在名称的记载上有了微妙变化，成了“水泉院”，但方位的表述上仍属同一寺院。水泉院的住持是解脱禅师，所有又有了解脱禅院碑记的记载。因而，在宋代，水泉寺又叫水泉院、解脱禅院。
到了元代，又有两方存留至今的著名碑刻，即《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及《镇海之碑》。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元》载：“花严海印寺碑，元贞元年，在泾川，今存。”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元》载：“镇海寺蒙古文碑，即海印寺碑阴，元贞元年，在泾川，今存。”根据碑文记载，元代的水泉寺又叫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花严海印寺（简称）、海印寺（简称）、真相院、镇海寺（笔者注：此为民国张维误读）。
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七月，孝宗皇帝朱佑樘敕赐华严海印寺，现泾川县博物馆存有《敕赐华严海印水泉禅寺记》碑刻一方。另据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重修水泉上寺碑记》可知，寺名“水泉上寺。”明《陕西通志》载：“水泉寺，旷如亭，共池，在泾州北五里，有水泉出佛寺下，云古共池也，有金卿菡荽。”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赵时春撰《平凉府志》卷之五载：“华严海印寺，在城北五里。”根据这些信息，可以明确的看出明代时的水泉寺又叫华严海印水泉禅寺、华严海印寺、水泉上寺。
清张延福《泾州志·建置志·寺观》载“华严海印寺，一名水泉寺，内有青凤泉、古槐。”2013年11月底，笔者与刘玉林、李晓京先生走访水泉寺周边农户，在一户农民家里发现清光绪六年《镇水神碑》一方，尾款磨泐不清，唯有“水泉寺”三字可辨。说明在清代，水泉寺延续了明代华严海印寺的叫法。
从唐代的水泉寺，宋代的水泉院、解脱禅院，元代的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花严海印寺、海印寺、真相院、镇海寺到明、清时代的华严海印水泉禅寺、华严海印寺、水泉上寺，虽然历代名称上有所变化，但实际上都是一同一所寺院，且无论叫何名，至少在民间始终保留着水泉寺的叫法。
正解《镇海之碑》
《镇海之碑》是元代时水泉寺存留下来的一方碑刻，这方碑刻的碑额之意怎么解释呢？王元林[1]先生认为：“镇”，应和我们今天所说的“镇馆之宝”中的“镇”是同一个意思，即镇抚、抑制、维持安定之意。“海”即海印，为释家“华严三昧”之名。《大集经》十五称：“譬如圆浮提一切众生身及余外色、如是色等，海中皆有印象，以是故，为大海印。”因此，海指智慧海，犹言一切色相皆印于心中，即所谓禅定。又刊刻皇帝颁布保护水泉寺的圣旨，因此，《镇海之碑》取此碑名“花严海印水泉禅寺”中的“海”字，代表该寺，属于碑额。2013年11月底发现的《镇水之碑》，与《镇海之碑》在取名上实有同工异曲之妙。
由此可见，对于这通元代碑刻，有镇海寺碑、花严海印寺碑、八思巴蒙古文碑、水泉寺碑等不同称呼，实际上属于一碑。王元林先生认为：“张维《陇右金石录》及其他史料所误认为的镇海寺寺名”其实是不存在的，“该寺应为水泉寺（即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该碑应为水泉寺碑，其它称呼显系误会。”
王元林先生进一步指出：泾川《镇海之碑》的圣旨颁布日期为牛儿年夏末月初三日，立碑时间为元成宗铁穆耳元贞元年庚辰月乙巳朔乙未日。在这段时间里，属于牛儿年的只有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和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两个年头，而只有后者最切近立碑时间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前后相距6年多时间。据此颁布圣旨的牛儿年，应为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有些资料认为该“牛儿年”为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的看法是不对的。至于夏末月，当为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六月。
公元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为经过重建的泾州花严海印水泉禅寺颁旨[2]，诏令皇室、地方官员、使臣、军人保护寺院，不要侵犯僧人的寺院、房舍、马匹、水土、碾磨等，同时要求和尚不要依仗圣旨做“越轨”的事情。该碑以元朝第一代帝师八思巴所创的八思巴文书写，6年后，花严海印水泉禅寺的僧人将该圣旨刊刻于碑，俗称八思巴文碑。同时勒石的还有《镇海之碑》之阴的《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
八思巴(公元1239年——1280年)，藏传佛教喇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萨迦）人，本名罗古罗思监藏，八思巴(又译八合思巴、发思巴，意为“圣者”)是尊称。八思巴从小聪慧好学，八岁时能向人们讲经，加上伯父萨迦班班智达的良好教育，后来除了在政治上成为一名显赫的人物外，也是一位精通各种宗教知识的高僧。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世祖即位，尊八思巴为国师，使统天下佛教徒。
八思巴文是忽必烈特命八思巴创造的方形蒙古新字，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乙丑，诏以新制蒙古文字颁行天下。”蒙古新字颁行后，主要用在官方文书或官方造发的印篆、碑刻、牌符、钱钞等方面。随着元朝的灭亡，这种文字就自行消失了。其使用时间仅百年。
在全世界流传至今的记录蒙语的八思巴文字的文物主要有：刻在石碑上的居庸关佛教经文；1906年土耳其斯坦发现贡嘎扎拉僧的《索布希迪》一书的残本；《蒙古字母百家姓》和《蒙古字韵》；陕西韩城县1926年发现的《龙门禹王庙令旨碑》和泾川花严海印寺的《镇海之碑》。以八思巴文书写忽必烈圣旨镌刻成的《镇海之碑》因而弥足珍贵，是元代及中国历史上蒙、藏、回、汉及各族人民大团结、维护和平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见证。
因此上《镇海之碑》应为元代花严海印水泉禅寺的遗物。该碑现存于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王母宫石窟寺内，与花严海印寺碑实属一碑之阴阳两面而已。
花严寺与华严寺考辩
《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勒石于公元1289年，即元成宗铁穆耳元贞元年庚辰月乙巳朔乙未日，因此上泾川现有的研究资料中，将其确定为该碑是记载元成宗铁穆耳敕赐泾川水泉寺之事，其实是错误的。《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属于《镇海之碑》碑阴，敕赐即是对6年前元世祖忽必烈颁布的八思巴文圣旨的事件写照。《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讲述了兼山之阳有青凤泉，就泉建寺，寺名真相院。元初期，住持复建寺院的和尚俗名了彬，西蜀剑关阴平(今甘肃文县)人，法名戒得。寺院修成后，他亲自前往京师，后来得到了皇帝的敕赐，宣诰命名该寺院为“花严海印水泉禅寺”，并颁发了圣旨进行重点保护。
明代的《敕赐华严海印水泉禅寺记》碑则记载了明代宗室明德子于成化戊戍中元前一日(公元1478年七月十四日）在泾川完颜祭祀明代韩王墓后游了水泉禅寺，即兴成诗一首，顺手写在地上。19年后的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七月十五日，泾州长寿里(今水泉寺一带)的地方文人史遵将明德子诗作书写于碑上，石匠乔子玉、乔文仝刻碑。
同属于一座寺院，又同时得到了元世祖和明孝宗的敕赐，为什么会有“花严寺”和“华严寺”之别呢？
2013年12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泾川县人民政府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泾川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笔者看到一名学者在会议材料上将元代“花严寺”的“花”字打上了一个大大的“×”号标记，由于笔者参与了会议材料的撰写，因而看到这一情景后提醒该学者“花严寺”表述正确，学者反驳说应为“华严寺”，此处显然是校对失误。笔者再次解释元代石刻原本如此，和明代石刻的表述之差历史上就已经存在，学者则愤然认为元代碑刻是粗制滥造。由此可见，“花严”作为一个佛教用语，与“华严”之间的关系不仅老百姓认识模糊，甚至在学术界存在着扭曲其本来意向的危险。
“花”本作“华”，华是古花字。在先秦两汉古籍中，所用都是“华”字。《诗经·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苕之华》：“苕之华，其叶青青。”这些诗句中的“华”字，都是作花解的。先有华，后有花，据考证“花”大概最早出现在晋朝。花字出现后，没完全取代华字，即使到了唐代，华字还广为使用。如张九龄《感遇》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其中的“桂华”即“桂花”。《华严经》作为（中国）佛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历来享有“经中之王”、“王中之王”的盛誉，而在《华严经》中，所有言及“华”字者，几乎皆为指代“花”，甚至佛菩萨名号中的“华”字，也大多取“花”之意。而“华藏世界”，即花藏（莲华藏）世界，是《华严经》中最主要的意象之一。1987年在河北丰润出土的小字本辽代刻经辽藏中，其中有题为《花严经》一函八册者。函套外封为蟹青色，正中粘经名签“大乘花严经”，一、二、五、六、七册后的题跋中也记述“雕造小字《大花严经》”的缘起。这套八十卷本的《大方广佛花严经》，据专家研究与应县木塔中的《大方广佛花严经》的千字文号完全相合。2013年1月9日在泾川北宋龙兴寺地宫发现的铭文砖上，也明确记载“泾州龙兴寺曼殊院念法花经僧云江智明同收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因此上，在古代，尤其是佛学中，“华”和“花”在大多数语境下是通假的，“华”几乎皆为指代“花”。台湾吴汝钧版的《佛教辞典》中就有《花严》词条，指其等同《华严》。陕西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杨航先生认为，我国简体字版佛经使用“华严”、“法华”，在简体字“华”字已不再指代“花”义的情况下，从“华”到“华”的传译在佛经中已不合适，建议在简体字佛经中统一将书写规范表述为“花”。
综上所述，无论是元代泾川的“花严寺”，还是明代的“华严寺”，在二者字义通假的时代并无正误之别，区别之处是大陆地区对汉字简化后一些学者及普通大众的错误反观。
元代水泉寺僧璨舍利塔
关于水泉寺的建设规模从现有的碑刻中难窥其状，但因有宋真宗赵恒敕建水泉院，元世祖忽必烈颁圣旨保护泾州花严海印水泉禅寺，明孝宗朱佑樘敕赐泾州华严海印水泉禅寺的碑记，可见其地位之高，水泉寺无疑是泾川境内皇帝敕赐最多的寺院。
近日笔者又发现在北京图书馆藏有原宜都杨氏旧藏的《泾州璨和尚舍利塔铭》拓本，铭文显示，元代时泾川还建有一座高僧舍利塔。
当代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对泾川《镇海之碑》八思巴文圣旨的译文中，指出当时收执圣旨的本院主持是僧璨。《镇海之碑》汉字题记立碑人署名处恰巧磨泐不清，但我们可以推测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立此碑的人当是僧璨。“泾州璨和尚舍利塔”当时应建在花严海印水泉禅寺内。
从《泾州璨和尚舍利塔铭》来看，该舍利塔建于元成宗元贞元年八月，建塔者为僧永金等，称僧璨为“亲教璨公戒师和尚”，塔铭记建塔之地“西观泾滨，东阚秀岭”，但未记僧璨所在寺名。隋朝时在泾州就有一位著名的僧人叫僧璨，这位隋代僧璨与该舍利塔显然无任何关系。
综合《镇海之碑》、《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及《泾州璨和尚舍利塔铭》的信息，我们可以明确：元贞元年庚辰月乙巳朔已未日，即公元1295年，僧璨在收执了元世祖这道迟来的圣旨后，于三月五日这天勒石了《镇海之碑》及碑阴《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碑记并序》。而舍利塔建于元成宗元贞元年八月，距三月五日历时5个月，可见僧璨在这段时间中去世，圆寂后僧永金为他建造一座舍利塔并刊刻碑铭。可惜至今尚未发现这一遗存，这是历史留给泾川人的又一道谜题。
▲图为水泉寺遗址外景，现存唐代山门
▲图为水泉寺出土的隋李阿昌造像碑
▲图为元《镇海之碑》
▲图为元《镇海之碑》拓片
▲图为明《敕赐华严海印水泉禅寺记》碑刻
▲图为新发现的清光绪六年《镇水神碑》
原载《平凉日报》2014年7月3日第三版
作者简介：魏海峰，供职泾川县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甘肃省民俗学会理事、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台湾）道教联合团体总会特聘“西王母文化”研究专家。
参考文献：
[1]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元林《谈泾州水泉寺碑及相关问题（八思巴文碑）》。
[2]张怀群、赵晓春、魏海峰著《丝绸之路上的世界遗产·泾川文化遗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