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是一种强烈毒品。自十八世纪初英国殖民主义者向中国输出鸦片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二百多年中，吸毒象瘟疫似的在中国流行，中华民族遭受了一场不亚于战争的灾难。这里介绍的是泾川县的一角--荔堡镇在那毒品泛滥年代里的一些情况。

　　荔堡是个较为繁华的小镇。仅民国初年，以专卖牟利营生，开设鸦片烟馆的就有县城人高占奎和本地人孙显宗、谢佐治等四、五家。此外，在邻近乡村也有许多小烟馆。这些开烟馆的人从外地烟贩子手中买回生烟土，加工成熟烟膏或烟棒子出售。一两熟鸦片开始售价0.5银元至1银元，后来逐步涨到24银元或小麦3石。

　　由于鸦片生意巨大利润的诱惑和成瘾者仰赖待哺的需求，当地越来越多的人试验扩大种植鸦片。到三十年代初，尤其从1934年到1935年间，荔堡地区鸦片种植面积迅速发展到上千亩，种户占到总户数的一半以上。品种有"大头娃"、"到老绿"、"三月黄"、"白花锯齿"等五、六种。每年初春和秋末播种。初春种的称"春烟"，秋末冬初种的称"冬烟"，收麦前成熟收割。割烟工具一般有撇刀、蚂蚱腿、刮刀、收烟罐等。种烟要费很多劳力，一些贫困农民藉以谋生，便成帮结伙，去陕西或本地，先赶烟场，后赶麦场。有些烟农自种自割，也有的典给别人收割，每亩可典银元50到60元。割烟技术要求较严，不伤烟葫芦的可割三、四次，亩割鸦片50到60两，技术差的只割一刀，出烟甚少。大都是当日下午割烟次日早晨刮烟。各户将收割的鸦片，经过加工后，多数上市出售，少量留作己用。

　　随着鸦片种植、贩卖的日益扩大，吸食者不分男女老幼，与日俱增，仅荔堡镇吸食者就有上千人。不少人一经上瘾，便不顾一切，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出当妻子、儿女。吸毒瘟疫不仅使道德沦丧，家庭经济衰竭，人的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以致夺走许多人的生命，而且导致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活动也大大增加。有个赵守仁，20岁就吸毒成瘾，先后卖掉了400多亩地的家产和妻子，后来无奈当了土匪，到处作案，终于上了断头台。青年妇女毛某因吸毒，到处骗钱、卖淫；问城村李文英为吸毒将自己的小妾出当两年之久。

　　为什么有众多的人染上吸毒的恶习呢？除了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外，一是有些富门、权贵人家把吸毒作为社会交际中一种应酬手段。图阔气，耍排场，置一付镶银的大烟盘、套式银烟盒、太谷水围城玻璃罩子灯、干泥头、湘妃竹竿、玉嘴烟枪，并由专人陪伴烧烟待客（有的雇用他人，有的是自己的姨太太）。二是一种嗜好。三是一些处于颓废、彷徨心理状态的人，为了寻求刺激，逃避社会现实，进而染上吸毒。四是有些青少年出于好奇，爱看烟灯，好翻人家吸败的烟灰，逐渐模仿成瘾，终于遭到"先吃干账（不花钱），后吃家当"的厄运。有些吸毒的人当小孩有病或哭闹时，便口对口地喷烟，致使孩子从小染上吸毒的恶习。

　　在全国范围的戒烟运动推动下，1937年县和各乡镇都成立了戒烟所，各地将逐一造册登记的烟民分期分批输送到戒烟所戒烟。荔堡戒烟所兼设在理门公所，内有正副所长2人、管家1人，专门负责办理本地戒烟事宜。除少数烟民去该所戒烟外，多数则到县所戒烟。这些烟民，到戒烟所后，每天煮喝苦药茶，服中药八味丸，1至3个月后，每人照一张像片，方可释放回家。一些上瘾较轻者，经过较长时间的禁吸，加之家中经济不支等情况，从此也就戒掉了。但仍有许多人回家后重蹈旧辙，再度吸食。到1942年，各地设立的戒烟所一律被撤销，政府发布禁令，再有故犯者严惩不贷。时隔不久，即发现荔堡北关谢佐治偷卖烟棒子，西头王村景文耀继续吸食，被判刑3年。1944年荔堡村民孙生荣合伙镇原上肖党家堡子的党世统、党善寿偷贩鸦片，被侦讯逮捕，3人均被判处死刑。1947年荔堡贯贩鸦片的史凤鸣，被西关街保长谢效贤抓送镇公所，后经密谋，将缴获的鸦片按级分送给县长张怀琨、镇长李文璋和地方保卫团长李武候等人，只给县上报了3个烟棒子的案，故仅判了3年刑。1948年冬洪河龙王桥村民张国臣和陕西凤翔一村民贩卖鸦片，被县自卫队捕获，即枪毙于荔堡城南苇坑内。

　　解放后，人民政府经过广泛宣传，严令禁绝，吸毒犯罪活动日趋绝迹，但仍有少数染毒很深者还继续作案。1950年至1957年在荔堡地区还先后发生了吴金明、侯来福、孙元章、李广元等吸毒贩毒案，均被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