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时期，泾州地区的佛教得到了迅猛发展，尤其是泾川从北魏以来即是泾州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当时泾州、安定郡、临泾县三级治所均在今泾川水泉寺村，从而这里成为整个泾州地区佛教文化活动的中心。泾川存留的佛教遗产中，以石窟体量为最，而由北魏泾州刺史抱嶷开凿于公元494——500年之间的泾川王母宫石窟，原名化政寺石窟，是陇东地区有明确记载的开凿时间最早的石窟。
王母宫石窟位于今泾川县西郊0.5公里处的回山东麓，汭河与泾河交汇处。2006年，王母宫石窟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期以来，地方文献对于王母宫石窟的记载内容非常有限，除了仅从其建造形制和造像风格判断约开凿于北魏太和年间之外，人们对其具体的开凿年代、建造人、历史背景等信息的了解非常模糊。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泾川佛教文化的日渐重视，尤其是信息交流的高度发达，王母宫石窟逐渐揭开其1500多年来的神秘面纱。
王母宫石窟现状
王母宫石窟开凿在七千万年前白垩纪形成的泥浆岩和沉积岩上，仅开凿一个洞窟，是一座中心塔柱式大乘佛教石窟。为平面长方形的中心塔柱窟，洞窟坐西朝东，窟高11米，宽12.6米，深8米。中心柱宽7米，深7.6米。窟外现存清末依壁建造的四层凌云飞阁，十分壮观。
洞窟四壁中，东壁已不存。南壁保存较好，壁面分四层，从上往下，最上层开一排小型列龛（现存二龛），龛内雕小佛，应是千佛题材。上层开五圆拱形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应是五佛题材。中层开三个帐形龛，三龛组成一坐佛二立佛题材；龛楣内浮雕飞天，龛柱柱身为上小下粗的八角柱，即方柱抹角，四面雕列龛，转角部分雕忍冬纹，龛柱柱础为圆形，柱头雕成斗拱；中龛内雕一佛，结跏趺坐，面相方圆，肉髻较大，施说法印；西龛雕一立佛，头残，着双领下垂大衣，平行阶梯式衣纹，东龛位置，由于后代以土坯砌墙而被覆盖，但龛内立佛仍然可以看到。最下层脱落严重，内容不清（或雕刻供养人行列）。
西壁即洞窟正壁，壁面组合布局与南壁相同。从上往下：最上层开一排小型列龛，上层开五个圆拱形龛，中层开三个帐形龛，但龛形与造像均为后代修复。
北壁残毁严重，仅存左侧立佛残痕，从遗迹观察，本壁壁面组合布局应与西壁、南壁相同。
中心塔柱分二层，下层为四方形，每面均开一圆拱形龛，雕回首龙头龛头，力士承托龛柱，龛外浮雕佛传故事。中心塔柱上层为八角形，每面均开一龛，每龛内塑一佛二菩萨。上下层交接的四个转角处，雕身负楼阁式方塔的大象。
龛内造像，南龛雕释迦多宝并坐，佛像面相方圆丰满，嘴角上翘，面含微笑，鼻准高直。西、北、东面龛均雕一佛二菩萨，其中，西龛坐佛后代已改成菩萨，北龛内左菩萨不存，南龛内佛像也被改塑。
龛外佛传故事：南龛龛外左侧浮雕三人，结发髻，袒上身，下着裙，双手捧物，作供奉状，应是佛传故事中的“商人献蜜”；右侧浮雕大部分被砌于墙内，只能看见华盖下坐一人，长袍大袖，已无法确认具体内容。西龛龛外左侧浮雕三人，均菩萨装，跪立，左手持剑砍树，三棵树分别表现了直立、倾斜、斩断，应是佛传故事中的“太子试技”。右侧浮雕五人，其中，后二人戴项光，分别作男女装，坐于方台上，男者穿交领大衣，右手上举，女者挽发髻，下着裙，双手合什；前三人裸上身，着下裙，肩背包袋，双手合什；后二人应是净饭王和摩耶夫人，前三人则是婆罗门，画面表现佛传“婆罗门占梦”；右侧浮雕不存。北龛龛外左侧浮雕不存，右侧浮雕三人，菩萨装，分别作牵象、托象、举象的姿势，画面表现佛传“太子试技”。
抱嶷开凿泾州化政寺石窟
北宋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在其《金石录·卷三》中记载：“第三百八十八，后魏化政寺石窟铭，杞嶷造，文帝大统七年（公元541年）十二月。”在《金石录·卷二十一》中，赵明诚稍加考证后指出：“右《后魏化政寺石窟铭》，《北史》及《魏书》有《宦者抱嶷传》，云嶷终于泾州刺史，自言其先姓杞，后避祸改焉。今此碑题“泾州刺史杞嶷造”，疑后复改从其本姓尔。”据《魏书》记载：“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于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汉灵帝时，杞匡为安定太守，董卓时，惧诛，由是易氏，即家焉。……没于京都，遂为宦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迹冗散。经十九年，后以忠谨被擢，累迁为中常侍、安西将军、中曹侍御、尚书，赐爵安定公。”但是抱嶷年老多病之后，就自愿请求外出任职，朝廷准许赐还故里，以示优容，被封为镇西将军、泾州刺史，特加右光禄大夫。虽然太和十九年曾奉诏随驾南征，但是南征结束后依旧“军还回州”，最后“卒于州”。
可见杞嶷、云嶷、抱嶷当是同一人无疑，而且可以判定开窟在先，树碑在后。即抱嶷任泾州刺史时主持开凿了“化政寺石窟”，西魏大统七年（公元541年）十二月后人为其树立了碑刻。然而这座化政寺石窟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根据《魏书》的记载，抱嶷只在首都平城和家乡泾州任过职，而西魏大统七年重立《化政寺石窟铭》碑时，北魏时期的平城早已成为东魏的控制范围，只有泾州才被西魏政权有效管辖。因此，温玉成先生研究认为：化政寺石窟应位于泾州境内。
化政寺石窟系模拟云冈6号窟而建
《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载，献文帝于皇兴五年（公元470年）“迫于太后，传位太子”，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又被太后所鸠杀，孝文帝时年五岁，尊太后为太皇太后。当时，孝文帝的祖母文明太后冯氏临朝听政，孝文帝委曲求全，国家大事总于文明太后一身。文明太后听政期间，剪除异己，扶持亲信，培植后党势力，一方面信任身边的太监抱嶷、王遇、张佑、苻承祖，以及外戚冯氏家族，如冯熙、冯诞父子，委以重任；另一方面重任元勋贵族，如拓拔丕、尉元、高允，并不断提拔政治新秀，如李冲、游明根、陈建、苟颓、王睿等人。可以说，形成了权倾朝野的文明太后统治集团。
在文明太后统治集团中，太监、外戚势力是最重要的力量，有趣的是，这一力量组成了太和时期北魏中央佞佛集团，大肆开凿云冈石窟，兴修佛教寺庙，普度佛教僧尼，传写佛教典籍，其影响之深，波及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抱嶷作为文明太后宠监，曾任大长秋卿，主管后宫，耳濡目染，当与佛教有缘。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太监白整、王质都曾担任大长秋卿，并与洛阳龙门石窟的营造密切相关。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文明太后宠监王遇主持开凿的云冈石窟9、10双窟落成。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文明太后卒。不久，云冈5、6双窟又开始兴建，抱嶷时任大长秋卿，联系其随后外放泾州，在家乡模拟云冈6窟而开凿的化政寺石窟，可以推想，云冈5、6双窟的开凿，当与抱嶷关系密切，至少，担任大长秋卿的抱嶷应参与云冈6窟工程的筹划、监督工作。
化政寺石窟与王母宫石窟实属同一窟
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北魏实行爵位调整。随后，孝文帝开始调整用人政策，其中一项就是针对文明太后信任的太监抱嶷、王遇、王质，孝文帝将他们外放故土，担任家乡刺史，以示优容，实际上是消除文明太后集团在朝中的势力。抱嶷这时回到家乡泾川，担任泾州刺史。西魏大统七年（公元541年）所立的《化政寺石窟铭》，明确提出化政寺石窟为北魏泾州刺史杞嶷主持开凿，北宋《金石录》予以登录，并将“杞嶷”考定为抱嶷，极为正确。实际上，曾担任大长秋卿的抱嶷回归故土，将姓氏改回“杞”氏，本身就带有归依泾州世族的意趣，其开凿石窟，更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而近年，有关专家学者根据王母宫石窟的规制和造像特征也基本判定王母宫石窟的开窟时间在太和末年至景明初。这与《魏书》记载抱嶷于太和末年至景明年间在泾州担任刺史的史实不谋而合。因此暨远志先生断定，现在泾川的王母宫石窟即抱嶷所开凿的“化政寺石窟”，时间应当在公元494——500年之间。
综上所述，文明太后时期开凿的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都与历任大长秋卿一职的宠监关系密切，公元492——494年，云冈6号窟开凿时，抱嶷正任大长秋卿。公元494——500年，抱嶷还乡后担任泾州刺史，在泾川开凿了化政寺石窟，而模拟云冈6号窟开凿的化政寺石窟即今日真实存在的王母宫石窟。因回山上有西汉建造的王母宫，回山也称王母宫山，山下的化政寺石窟遂被后世称之为王母宫石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