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260余年中，泾川文坛颇为乏人。据考仅有乡试举人3名，即：乾隆年间洪河乡刘家沟村的刘三捷，道光年间泾明乡庄头村的贾保业，光绪丁酉年间荔堡乡坷村的吕佐武。
　　光绪戊戌后停科改校，全县仅有高等学校（完小）1处。学生读完乡塾后始就高校，主课以经学为主，毕业后退归故里，再无升造机会。1921年后相继设立党原第二高校、王村第三高校、高平第四高校。此间全县共有4所高校、4所小学（窑店街、丰台街、王村章村、罗汉洞景村各1所）。
　　封建社会县有教谕，管理廪膳生员。民国时期设教育局（或教育科）领导学校，委派各校校长，教员由校长聘请，多系中学毕业生或旧封建文人。当时陇东19县只有平凉1所中学，毕业生甚少。荔堡乡到1930年仅有三山堡闾敬之1名平中毕业生。
　　1920年后泾川第一高校附设国语班，每年暑、寒假学校提前放假招收一班国语生，不限年龄和文化程度，来者不误，学费自备，3个月毕业。国语班只办了两年即告停止。1933年县教育局长张芝庭、文牍李生福用教育款在县城南门外开设铺面3间，号名"芝生昌"，盈利归私有。1935年局长被更换。县长庄以绥以校址设在陡街的第一高校和县衙侧开办的师范讲习班地方狭小、教育难振为由，将两校合并迁至文庙内（现中街小学），自任校长，并选调全县教师中的骨干到该校任教。时隔不久闹学潮，县长被调走，由地方人士负责教育。多数地方自请教师开办私塾。1937年张东野任县长时办起暑期师资训练班，招收一批高校生，训练1月后分别充实到乡村学校，增加了教师力量。抗战开始后地方各部门需用人才，许多学生都弃学他往，教育一蹶不振。
　　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斗争激烈。1938年元月闹起的一次教潮长达1年之久。起因是由县党部整理委员刘文杰兼任教育局长，三青团不同意，便引起教潮。实际为了各树旗帜，纯系党团斗争。到3月中旬各校尚未开学，县长李纲兼任局长，通令开学，省教育厅更换刘文杰，委任魏成章为局长，7月又调高文耀任局长。魏不愿交接，便调集全县教师到县城闹事，并通电全省教育界。高未上任就被赶出泾川，省教育厅派督学阎重义代理泾川教育局长，魏被撤职，萧被开除（县督学），学校才开了课。在这次教潮中有关人员均调离泾川。
　　群众中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牛拉了（国民党党部书记牛英被调）、曹搬了（国民兵团团长曹展志调职）、纲打了（县长李纲调职）、魏完了（局长魏成章死了）、萧灭了（督学萧毓清下台了）、苟孙两人都跑了（苟全清、孙全智）。"教潮无年无校不有，玉都学校一次教潮中，1名教师被抛进涝池，几乎被水淹死。抗战开始后，地方逐步充实校址，修建费由群众负担，全县第一次成立乡镇中心学校12处，各保都建立地方保国民学校，校址均设在古庙、寺院。法币贬值，学校经费困难，每月由各保给教师摊派小麦3斗，以维持生活。有文化修养的教师多数弃教从他，学校有名无实。1940年成立泾川水泉寺中学，1945年又成立泾川农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