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泾川是陇东商业繁荣昌盛的县份之一。解放前，这里不仅有当地商民，而且五湖四海行旅商贾川流不息，源远而来。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以王村、党原、玉都、丰台、荔堡、窑店、飞云、高平等8镇为辅的商业网点。小小的县城内外，商号林立，鳞次栉比，有粮食、面粉、煤炭、蔬菜、牲畜、柴草。6个集市分布在城里关外，其它象手提、背负和肩挑的货郎及走街串巷叫卖饮食小吃的人，彼来此往，络绎不绝。山货巷、合志沟、中山街一带是生意辐辏之区，最为红火热闹。
　　据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看，民国初年至解放前夕，先后兴起开张的各种商号有134户，从业人员约530余人，固定摊贩46户、46人。划行分类，有杂货业45户，从业人员180余人；棉布百货业32户、120余人；医药业24户、100余人；文具书店业4户、15人；饮食旅店业28户、110余人；茶馆5户、10人；土棉布21户、21人；京货杂货摊25户、25人；还有一个兼营问卜算卦的小杂货铺、两个棺材铺、一个故衣铺（死人衣）。可以说七十二行没有缺门。在从业人员中，有河南籍和陕西籍商民各10余户。各家商号总计资金140余万元（按硬币计算）。商号铺面最大的3间，其次2间，最小的1间。资金在万元以上、从业人员10人以上的大商号，有胡企三（胡自力的儿子）经营的"自立敬"（商号名称，下同）、温子仁经营的"谦益恒"、杨子芳经营的"天顺福"、王怡丰经营的"恒益裕"、李彦芳经营的"邦盛福"、冯希良经营的"复盛昌"和河南贺治贤（是当时商号中唯一的女掌柜）经营的"源兴书局"等8大家。其它属中小商业。
　　"自立敬"商号是泾川商界的魁首，东家胡自力是泾川城内人，经营有方，称雄同行，生意跨越2省4县。泾川有"自立敬"、"谦益恒"两号；平凉有"天义泰"1号；陕西凤翔有"义生泰"1号；固原有"恒顺昌"1号；在陇东鼎鼎有名。"复盛昌"、"源兴书局"（附设石印机）是后来居上。在医药业中，"邦盛福"、"恒益裕"、"文盛堂"3家生意颇称兴旺。在饮食业中，"益泰昌"的什锦点心、张口饺子、什锦酱菜久负盛名；饭馆经营很兴旺的先有"双悦楼"，随后有王继武经营的"继春楼"、蔡志诚经营的"馥春园"和左家三弟兄（三大胖子）经营的生熟肉馆。"继春楼"、"馥春园"曾聘请泾川著名厨师吴仲南大师和他的高足弟子王立功掌杓，不论山珍海味或随便小吃，由其手而调作，都别具风味，过往旅客无不夸赞。

（二）
　　商号经营有三种形式：一是自营，二是合股经营，三是领本经营（东家出本钱，掌柜管经营）。这三种形式是两头多，中间少。经营过程中，盛衰交替，荣枯不常。关键是经营人员要有胆有识，有谋有方。
　　在清末开设的商号有"广兴永"、"同兴永"、"同春永"、"恒益裕"、"邦盛福"、"荣顺隆"、"庆顺太"、"庆顺发"、"庆顺成"等9家。"庆顺成"有10多万两白银资金，号内常年储备铜钱1万串，作为押金不随便动用。该号财广有信，曾呈准官府，于民国15年还发过"帖子"（油布印制的钱票，在县境内可以流通使用），任何人可持"帖子"到该号内换取白银或铜钱，生意派头很大。"同兴永"也颇有气势，与"庆顺成"仅相伯仲。迨至民国，各地因军阀割据，战乱不已，生意逐渐萧条。民国18年（1929），陇东一隅的小军阀陈圭璋部由庆阳入泾，占据了县城，虽未伤害百姓，但在10月1日晚抢劫了商号；地痞、流氓和无赖之徒，也乘火打劫，纵火烧了"义顺正"商号和两家民房。受劫商家彻底倒闭，余或衰败，或散伙。至解放前夕，只剩"广兴永"、"恒益裕"、"邦盛福"3家，"广兴永"号亦气息奄奄，名存实亡。
　　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倡导下，国共合作，工农商学兵，一致团结抗战，商民在抵制日货，捐款助购飞机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县党部会同抗敌后援会搜查日货，如贡呢、四君子哔叽、毛边纸等货，统被收没。1945年抗战胜利后，物价曾一度暴跌，由大城市波及中小城市，因而倒闭或衰萎了一批商店，泾川也受到一点影响。当时流传这样几句话："先生看报（指管账先生），相公（店员）放炮，掌柜上吊。"时隔不久，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物价又大幅度上涨，小号生意承受不了，闭门停业者时有所闻。反动军警敲诈勒索，借端滋事，欺压商民情事，常常发生。如蔡志诚的"馥春园"饭馆，接待某部驻防部队吃饭，被无故加上招待不周的罪名，把桌凳杯盘、碗筷打了个稀巴烂，致使该饭馆一蹶不振，不到3年就关门停业了。此外，法币不断贬值，生意要是一着失算，就"风波一跌十万里"，也会吃亏不小。旧社会商民设号开业，不履行申请批准，领发营业执照等手续，开业停业，自由自便，官府不加阻碍干涉，因而此伏彼起，甲倒乙闭，取而代之，招牌可更，铺面不空白。
　　（三）
　　从表象看，商号林立，市面活跃。但不是所有的生意都很兴隆，所有商民都能发财大富，除少数财资雄厚，人事精干的大商号动若驰兔，静若处子，敢于放手竞逐而获暴富外，更多的中小生意，只是兢兢业业，能不亏蚀资本，小有盈余，便是大幸。这里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工农业生产落后，官府无止境的勒粮索款，主要消费者农民贫穷疲惫不堪，消费水平太低，社会购买力微弱，商号有货常年积压，推销不出。"邦盛福"、"恒益裕"算是大号生意，而每年购进的黑白糖，每号最多1000余斤，农民购买多则一两，少则半两，买斤者极为罕见。茶叶、白酒、除有红白大事买一、二斤外，平常问津者很少。再从"同兴福"号（武建勋经营的杂货铺）等几个常年顾主看，便是社会购买力的缩影。杨柳湾的农民李兴益，8口之家，种有10亩菜园，是富裕农户，但每年最多购买土布2匹（尺码5.2丈），每匹价值2元（折合硬币），连同油、盐、茶、糖、火柴、纸张、烟、酒等各种日常用品，总计起来这个户全年只能向这一商号支付七、八十元（按硬币折算）。郑家沟郑拴贝也是8口之家，兼营贩卖煤炭，手头活便，不缺钱花，购买上述同样货物，全年向这个商号只能支付三、四十元。宫山洼赵怀娃是个家有5口人的贫困农户，购买上述货物，全年向这个商号支付能力不足10元。
　　（四）
　　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谋利致富，是所有商民的共同愿望和目的。但谋财之道各有诀窃，贵在会念一本生意经。
　　一、对付官府方略
　　所有商号都有两本账，一曰"内账"（亦称万金账即真账），记载全部资本，绝对保密，仅掌柜和其他拿事人员知道。二曰"外账"（假账），也记载全部资本，但比真账所记资本小得多，对外公开，可以亮给官府据以征税摊捐。
　　二、勤劳致富
　　应该肯定绝大多数商民是正派人，勤劳朴实，虽然财万镒，但也饱经风霜，备受苦累。商富之首胡自力父子3人，靠手推车长途贩卖废铁和铁货而起家致富。河南杨文兴、贺治贤之夫，民国18年逃荒到泾川，只挑一个担子卖毛笔，最后分别开起了笔店和源兴书局，生意蒸蒸日上。经营复盛昌的冯希良，他父亲以一架缝纫机，日以继夜地做卖故衣，一跃而成为万元以上大商号。还有一个会做生意的能手，是河南老肖，外号"肖河南"，他除开设一间京货铺外，还经常提个包袱，内装布尺、针线、头绳、胭粉等货物，走家串户送货上门，有钱现买，无钱也可赊欠，生意做得很活跃。
　　三、和为贵，信为本
　　他们把顾客视为活财神，非常礼敬，不论大小商号，柜台前都安放一条长板凳，柜台面上放一个旱烟盒子，再挂一盘火绳子，买主进门，先请坐，后让烟，然后才讲交易。目的是，入吾门者，不得空出，即使买卖不成，还要"仁义在"。他们也很重视信誉，信条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凡老号、大号生意，一般尚能做到不欺人哄人，否则买主就不再登门。
　　四、眼明耳灵
　　金风未动蝉先觉，他们非常敏感。大号生意如"自立敬"、"天顺福"等，在外都有坐桩的人（采购员）随时传递信息，价格该涨该落，商品应屯应抛，随行就市，以谋利免亏。
　　但从另一方面看，商界中的人也如杂货铺里的杂货一样，各色俱备，鱼龙混杂。有些发财致富之后，便放高利贷，盘剥别人；有些招场聚赌，贩卖毒品；有些奸利敲诈，空买空卖，转手哄人。如张彦清经营的"福昌祥"是5千大洋资本的中号生意，张本人烟、酒、赌、嫖无所不为，不到5年生意亏赔一干二净。开设"宏盛祥"号的经理赵宏谋，因其弟赵宏璋是伪县长，有势可依，他虽做生意，腰里竟别着一枝手枪，张威宣富，可憎可笑。
　　（五）
　　商号用人实行聘请雇用相结合制度。领本生意由东家聘派掌柜（经理），合股生意由股东推选掌柜，自营生意东家即是掌柜。店员（俗称相公），经人保荐可以雇用，店员进入商号后叫做学生意，第一年没有工资（但管吃的），只给一点鞋袜费，第二年酌情增加鞋袜费，三年后才定工资（叫身钱）。干的好可顶生意（占账份）分红，干的不好，随时解雇。店员在学生意期间备受虐待，是商号内的被压迫者。
　　官府对商民通过商会进行领导，商会表面上代表商民说话，替商民办事，实则有名无实。
　　解放前的13年间，先后担任商会理事长的有温子仁、李荫庭、肖寿田、赵宏谋、武建勋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