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平凉日报》2015年8月25日第三版）
2014年秋，泾川县王母宫景区管理局职工在王母宫南侧植树的过程中，无意中竟“铲出”一块刻有文字的巨碑。碑石为砂岩质，长方形，高176cm，宽130cm，厚35cm，下部有蒂尾状榫头，重约3吨。根据该职工薛宝春抄录的题记显示，该碑为明代“王母宫蟠桃大会之年”遗存物，这是“蟠桃大会”首次表现在民俗事象中。2015年4月，泾川县博物馆将其征集入馆时，笔者在碑石另一面漫漶不清的文字记载中，发现该碑竟为遗失70余年的《元重修王母宫碑》，与泾川馆藏的宋、明、清重修王母宫碑刻及文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息链条。明“王母宫蟠桃大会之年”题记与《元重修王母宫碑》同时体现在一块碑石的阴阳两面，无疑是国内西王母文化遗存的重要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泾川西王母文化遗存内涵。
元泾州知州史阔阔徒重修泾川王母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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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泾川县博物馆对“王母宫蟠桃大会之年”记碑征集入库时，发现该碑的另一面虽然剥泐严重，但隐约有字迹显现，经过文博人员的清理，可辨识124字，但10个字以上的成句记载仅有两行，其他虽有“回中”、“汉武”“王母宫”等字样，却断续不济，不明就里。笔者通过翻阅大量文献，终于在民国张维的《陇右金石录》中找到了该碑，竟然系遗失达70余年之久的《元重修王母宫碑》。
根据《陇右金石录》记载，上世纪40年代初期左右张维收录该碑时尚存泾川，后遗失，原碑约为1200余字，楷书阴刻，张维识录737字。通过碑文，一段历史往事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金代末年，泾州一带饱受金兵蹂践，城邑衰败，道路荒塞，房舍焚毁。元大德初年，史阔阔徒被命为泾、邠二州都达鲁花赤，主持地方最高军政事务。面对“蓁莽榆棘连云蔽日、虎狼狐兔白昼纵横、千里萧条而人迹几绝”的社会状况，他率领所属僚佐，“招致残民，慰安抚谕”，民众因而“稍稍归集，斸芜挽犁，渐就耕业。”通过垦荒兴农，终于出现了“马牛羊豕，日加蕃息。公私储蓄，例致丰饶”的喜人局面。于是，在戊戍岁即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正月，官民协力重修了回山王母宫，次年请京兆路都总管府议事官兼提举学校事顾行撰文，灵台玄同逸士王道明书丹，泾州道正、洞阳真人卢尊师的门人郭德敬等立碑纪念。
碑文的开篇即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以铁骑征服世界的蒙元政权在治国理政时非常重视宗教的力量。学者任宜敏先生认为，有元一代，虽然诸位可汗都是虔诚的萨满教徒，但他们从未因某种宗教是外来的或与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不相一致而加以歧视、排斥。因此他们对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均采取兼蓄并包的宽容政策，这是其他王朝所无法比拟的。而泾川以汉元封元年(前110年)建王母宫为标志，至元代时西王母信仰已达千年之久，更有前朝宋代张铎重修王母宫之盛举，因而动议重修王母宫、发挥王母信仰在当地稳定社会、辅政教化的功能当为物阜民康之后的要务之一。文中还对史阔阔徒“节用爱人、勤于抚养”倍加赞誉，他率诸官带头“各出财物”，倡议“羡余之家，约量资助”，可见恤民之情。
清张延福《泾州志》中，记载史阔阔徒即元朝名将史天泽(公元1202—1275年)，民国张维在“元重修王母宫碑”跋中也认为戊戍岁当宋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时正值史天泽壮年，地方史志一直沿用此说。而学者王科社据明赵时春《平凉府志》及《陕西通志》认为，史阔阔徒于大德初年(公元1297年)任泾州知州，时史天泽去世已达22年，故王母宫应系史阔阔徒重修于1298年，史天泽与史阔阔徒系不同时期的两位历史人物。该碑的发现，与明《平凉府志》相互印证，可勘清张延福《泾州志》讹误。
《元重修王母宫碑》中载，回中“山之脊有宫焉，即汉武帝尝祠西王母于此，陶谷有碑纪之详矣”。这与乾隆《钦定四库全书》、宋陶谷《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明彭泽《重修王母宫记》、清《共成善果册》这些古籍文献和馆藏碑刻中的记载完全一致，弥合了元代时泾川王母宫的建设与信仰传承史，且为研究元代时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泾川当地的社会经济及宗教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
明代时“蟠桃大会”在泾川举办
根据薛宝春先生的抄录文字，该碑题记共有三个部分，碑文字迹清晰可辨。其中上方有明嘉靖五年(丙戍即公元1526年)“泽山桑溥来游”的六字篆书阴文题记、嘉靖十一年“青店山人翟□来游”的行书阴文题记。桑溥，字汝公，濮州人，嘉靖二年擢升为陕西按察佥事，不久又升任固原兵备副使；六年冬提督陕西三边尚书王宪的建议，固原兵备副使被他人代替，补桑溥为浙江按察使。可见，桑溥来游王母宫即在他任固原兵备期间。这两个题记反映了当时的文人雅士在泾川王母宫“登临祗谒，题咏甚富”的现象。石碑下方楷书阴刻“三月十七日/王母宫蟠桃大会之年修建□□/修香亭。会首姓名□刻于石”等字及20位会首芳名并两位道士名讳，落款为“大明嘉靖二十一年岁在壬寅春三月甲辰十五日吉时”。从题记中可以得知，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泾川王母宫修建了香亭等建筑，而当年为“王母宫蟠桃大会之年”。
众所周知，“蟠桃大会”是宋、元、明时期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中表现较多的一个主题。昆曲度曲家庄一拂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称：“宋官本杂剧，即有《宴瑶池爨》。金元院本有《王母祝寿》一本、《蟠桃会》一本、《瑶池会》一本。元钟嗣成、明朱有燉俱有《蟠桃会》，情节皆类似。”当然影响最为广泛的莫过于明代文学家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中蟠桃盛会的场景，讲述了王母娘娘举办蟠桃盛会宴请众仙的故事。这是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而创作而成的一部神魔小说，表现形态虽然神奇，却不乏以现实生活作基础。
清乾隆《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甘肃通志》载：“王母栖真宫，在泾州回中山，汉元封元年建，宋学士陶谷撰文，元季(张铎)重修。”根据这一记载和泾川馆藏的宋《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即陶谷碑)例证，泾川王母宫建于公元前110年，至今达2100多年，是国内最早祭祀西王母的庙宇，信仰传承悠久。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泾州刺史张铎重修王母宫，并形成了传承至今逾千年的民俗庙会。从宋代时泾川已形成的西王母庙会与明代时泾川民俗事象中的“王母宫蟠桃大会”是否为同一民俗活动，尚无法定论，但宋《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与明“王母宫蟠桃大会之年”碑记在刊碑时间上均为农历三月十五日。这种择“吉日”立碑的现象绝对不是巧合，说明二者或为同一活动的不同叫法，或是宋、明两个时间阶段对这一活动的称谓演变，或是“蟠桃大会”是作为西王母庙会中的一个民俗活动子项目而存在。而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中在天宫中举办的“蟠桃大会”也在农历三月，这不能不说是文艺作品脱胎于现实生活的一种表现。另外究竟是宋、元、明时期文艺作品中在天宫举办的“蟠桃大会”原型取材于泾川的“蟠桃大会”？还是泾川的“蟠桃大会”是在这些文艺作品诞生并广泛传播之后才“借壳还魂”，在人间的民俗活动中赋予了它新的生命？需要进一步考证。例如泾川的“王母宫蟠桃大会之年”在1542年，而《西游记》恰好产生于嘉靖时期(公元1522年—1566年)。这些线索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历史背景值得进一步发现和考证。
本次泾川“王母宫蟠桃大会之年”记碑的发现，是有文物佐证的历史上在民间举办时间最早的“蟠桃大会”主题民俗盛会，充分地印证了西王母文化在泾川的悠久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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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底，240名台湾西王母信众偕同专家团队长途辗转在大陆寻根访祖，他们先后考察了由中国道教协会论证的山东泰山王母池、新疆天山天池以及泾川回中山的王母宫等遗址及文化遗存后认为，回中山上的王母宫是西王母祖庙所在，从此开通了台湾至泾川西王母文化之旅。25年间，上百万的台胞在泾川谒祖朝圣，并在泾川与台北之间轮流举办了五届“海峡两岸西王母文化论坛”，台湾地区政要吴伯雄曾出席会议。2014年泾川举办第二届“华夏母亲节”期间，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蒋孝严来泾参加公祭西王母活动。王母宫先后被国家亚细亚民俗学会、中国民俗学会授予“国家民俗文化重点景区”，国家旅游局授予“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命名为“国际西王母文化研究基地”，中央台办、国台办批准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以王母宫为载体的“西王母信俗”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华夏故土地图”取土活动中被确定为“中华西王母祖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