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3年1月9日，甘肃泾川在对新发现的窖藏佛像坑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宋龙兴寺曼殊院文殊菩萨殿内瘗藏的"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本文从考证泾州及龙兴寺的发展演变入手，结合出土砖铭记载，详尽解读了发生在北宋真宗祥符年间的泾州龙兴寺舍利瘗藏事件。通过解读，我们可以发现，这批来源广、数量大、种类丰富、保存完整的舍利很好的折射出了宋初泾州舍利供养传承和宗教发展情况，为研究当地的社会经济及宗教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支持。
【关键词】泾州；龙兴寺；舍利瘗藏；北宋；宗教发展
"维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岁次癸丑五月辛卯朔十二日壬寅，泾州龙兴寺曼殊院念法花经僧云江、智明，同收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
上述这段文字出自甘肃省泾川县博物馆馆藏的"泾州龙兴寺地宫铭文砖"，它如实记载了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泾州龙兴寺僧收集并瘗埋佛舍利的史实。2013年1月，考古人员在发掘清理龙兴寺窖藏佛像时发现了一处瘗埋佛舍利的地宫，此块铭文砖正是出土于这座地宫之中。从泾州龙兴寺僧瘗埋佛舍利到这批舍利被发现出土，时间整整过了一千年。千年圣物的神秘和数字的巧合，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兴趣和宗教界、学界的高度重视。揭去这些沉寂千年的尘埃后，一段尘封的往事随即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泾州龙兴寺瘗藏佛舍利一事发生在宋神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这一时期，大宋王朝的统治者神宗皇帝对于道教的热情远胜过佛教。其年号"大中祥符"即是来自于神宗一手编造并使其"降临人间"的三篇《大中祥符》"天书"。但这又不能代表宋真宗本人就不关注佛教及佛舍利，在泾州龙兴寺瘗藏舍利的同一年，即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真宗幸开宝寺，谒舍利塔，赐名曰灵感"①。亲临开宝寺并拜谒舍利塔，还为该舍利塔赐名，说明宋真宗对佛教依旧是持扶植态度的，没有因为重道而抑制佛教。这也再次印证了宋初统治者们在宗教领域推行"三教并隆"政策的史实。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泾州龙兴寺将云江和智明二僧历经约三十年时间所收集到的2000多枚佛舍利瘗藏在了龙兴寺文殊菩萨殿内。
首先，探讨龙兴寺二僧收集佛舍利的原因。
北宋初期，佛教在统治者的扶持下取得了迅速发展。而这种发展，是相对于后周世宗柴荣灭佛后佛教的境况来说的。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曾先后有过四次"佛难"，即所谓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大宋王朝建立之时（960），距最近的一次"佛难"--后周世宗柴荣灭佛（显德五年，955年）仅过了5年；距离第三次"佛难"--唐武宗灭佛(即"会昌法难"，845年)也才115年。中国佛教在遭遇了这两次"佛难"后，已完全没有了盛唐时期的繁荣景象。后周世宗灭佛后，后周境内佛寺败坏、佛像损毁、舍利失散、佛法衰微、僧尼流失。佛教的这种境况在历经宋初三位统治者的扶持后，虽然取得了迅速发展，但已不可能达到曾经的辉煌。从这个角度上讲，佛教在宋时已经出现了衰退。作为崇信佛法的寺院僧侣来说，云江、智明二僧对于佛法不兴的痛心之情，是溢于言表的。
而作为东进长安的关陇咽喉，泾州一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仅有唐一朝，从唐王朝建立第一年（即武德元年，618年）薛举兵犯泾州开始，唐军先后与突厥、吐蕃和回鹘等军队都在泾州有过大的战役，尤其与吐蕃更是数次作战于泾州战场。"自唐天宝十四年（755），唐王朝发生安史之乱，遂调陇右、河西诸镇兵东征，西北空虚，吐蕃乘虚而入。至咸通七年（866）邠宁最后一战，历时111年间，泾州成为唐王朝与吐蕃的主战场。除广德元年（763）至大历三年（768）6年间泾州失守，其余一百多年吐蕃终未攻下泾州城，泾州因此成为唐王朝版图中事实上的最西国防边陲，也是事实上的长安'西城墙'"②。唐灭之后，五代十国纷争混乱，泾州之地依旧战乱不断。及至宋代，泾州又处在了北宋与西夏连年战乱的第一线。"泾原地重，第恐臣不足当此路。与韩琦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帝采用其言，复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以仲淹、韩琦、庞籍分领之。仲淹与琦开府泾州……"③范仲淹和韩琦之所以在泾州开府，正是看中了泾州的重要军事战略地位。而这，却也成了为泾州的不幸。长期的战乱和动荡，导致泾州失去了盛唐时期的繁荣景象，社会经济亦走向了衰落。这种衰落反映在泾州本地的佛教寺院中就更明显了：从隋文帝分舍利建塔的泾州大兴国寺，到武则天敕建并瘗埋佛舍利的泾州大云寺，这是泾州佛教寺院最为辉煌的时期，之后，虽然寺名几经变更④，但无论是武则天之后的中兴寺，还是宋时的龙兴寺，都已没有了往日的辉煌。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日益破落的龙兴寺，如何重塑往日的辉煌，就成了龙兴寺里有"远趣"僧人的志向。而云江与智明二僧，正是这样两位深怀"远趣"的僧侣。
无论是隋文帝时期的大兴国寺，还是武则天时期的大云寺，它们都与佛舍利密不可分。"供养佛舍利，乃至如芥子许，其福报无边。"⑤作为佛教圣物，佛舍利所在，即如法身所在。因此供养舍利，即如同礼拜佛成道的菩提树、金刚宝座、佛经行之足迹等，将会结下值佛闻法之因缘而速成菩提。云江、智明二僧在"精研戒、定、慧三学"后，认为"获得解脱之道如见我佛的必由之路就是收集并供养这些舍利"⑥。对于佛教僧侣来说，功德圆满而往生极乐是其最大善果，云江和智明二僧亦是如此。
就在云江与智明二僧开始收集佛舍利之前，泾州宗教界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即"张铎重修回山王母宫"（开宝元年，968年）。西王母，中国道教信仰中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泾川（古泾州），作为西王母文化的发祥地和华夏母亲信仰起源地，早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就始建了王母宫。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因"年纪寝远，栋宇毁坏"，由时任泾州刺史的清河公张铎主持重修，并请时任翰林学士的陶谷亲撰了碑额、碑文。地方官绅们对于宗教的热情，也鼓舞着像云江、智明这样的僧人去实现他们的夙愿与"远趣"。为了复兴佛法，为了重振泾州佛教寺院，也为了自身能够修得善果，云江和智明本着"报于覆焘""普于济霑"的初衷，开始了他们漫长的舍利收集工作。
其次，探究二僧收集佛舍利的目标。
在《泾州龙兴寺地宫碑铭》的记载，"佛灭度后，八斛四斗分布舍利，遗迹具瞻"一句清楚地道明了云江和智明二僧收集舍利的目标--佛祖舍利！为何是佛祖舍利？《佛母般泥洹经》曰："我般泥洹后，二百岁时，阿育王从八王索八斛四斗舍利，一日中作八万四千佛图。"又《释门正统三》曰："按〈菩萨处胎经〉云佛灭度后，乃有舍利八斛四斗。"可见，只有佛祖灭度后，才有舍利八斛四斗之数。既是佛祖舍利，《泾州龙兴寺地宫碑铭》中又为何说是"同收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何谓"诸佛"？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细节，即云江和智明二僧的身份--"念法花经僧"。这里所说的"法花经"即是我们现在所说《法华经》（《妙法莲华经》），这是佛祖释迦牟尼晚年的说教，宣讲内容至高无上，明示不分贫富贵贱、人人皆可成佛。也就是说，在佛经中的"诸佛"是指一切智慧众生和觉行圆满者。除此之外，"诸佛"还有两种其他说法：一是指获得佛祖声闻的弟子；一是指得道高僧。虽然对于"诸佛"的定义有分歧，但有一点是共识的：即"诸佛"必定是被佛教界广泛认可的"佛"，代表佛教信仰中的一种特殊身份，断不可对"诸佛"以高僧进行简单的定论。据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原宜都杨氏旧藏《泾州璨和尚舍利塔铭》拓本铭文，元代时泾川还建有一座高僧舍利塔，即僧璨舍利塔。1295年，泾州僧人璨和尚将六年前忽必烈敕赐泾州华严海印水泉禅寺的圣旨以八思巴文刊碑勒石，不久后圆寂，僧永金为他专门建造一座舍利塔，并留有《泾州璨和尚舍利塔铭》⑦。从僧璨收立皇帝圣旨主持立碑事件和僧永金为他建造舍利塔来看，璨和尚当为当世高僧，但表述仅为"璨和尚舍利"，由此可见对于佛舍利和高僧舍利，在古代佛教界是有一定区分的。至此，云江和智明二僧收集舍利的目标就更清楚了：以佛祖舍利为主，同时收集遗失在各地的诸佛舍利及佛牙、佛骨等佛教圣物。
再次，探索二僧收集佛舍利的途径。
对于龙兴寺云江和智明为僧收集舍利的途径，《泾州龙兴寺地宫碑铭》有明确切详尽的描述："或逢人惠施、或良会所获、或恳鬻殊乡，或输诚多士"，就是说这2000余粒佛舍利是通过不同的四种乃至更多途径收集而来的：一是遇到施主赠奉，二是游方期间偶得，三是从不同的地方购来，四是诚心从众位贤者那里求到。可见，云江和智明二僧收集佛舍利的途径是多样的，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不懈努力，最终收集到了2000余粒佛舍利，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对于这批舍利的历史、宗教价值目前尚无深入研究文章，但其收集渠道之多、范围之广无疑在全国舍利供养中是个特例。
第四，解析泾州龙兴寺诸僧将佛舍利瘗藏于文殊菩萨殿内，而没有建舍利塔以供养的原因。
根据《泾州龙兴寺地宫碑铭》的记载，由于云江的突然圆寂，瘗藏佛舍利的事就被暂时搁置了下来。直到"大中祥符六年岁次癸丑五月辛卯朔十二日壬寅"时分才在智明的主持下将这批佛舍利瘗藏在了"本院文殊菩萨殿内"，了却了二僧数十年的心愿。作为佛教中一种至高无上的神圣物品，舍利一般是要安奉在专门的舍利塔中来供养的。即便是瘗埋，也是要在佛塔塔基下另开地宫以瘗埋的，如法门寺地宫舍利等；或者是择寺内最庄严的净地加以瘗藏，如泾州大云寺将佛舍利"迁于佛殿之下，崇圣福焉"⑧。那么龙兴寺的僧人们将2000余粒佛舍利瘗藏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又出于何种考虑呢？这个问题，《泾州龙兴寺地宫碑铭》中没有说明，我们只能依据当时的社会宗教背景及佛教的相关知识来进行推测。笔者认为龙兴寺的僧人们选择将这批佛舍利瘗藏于文殊菩萨殿内，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当时的龙兴寺已经破落，香火不再鼎盛，修建塔基地宫瘗藏舍利对于他们来说是万难的，没有那么多钱财；二是如同大云寺佛舍利供养的范例，也就是择寺内最具庄严之地瘗埋就成为了首选，龙兴寺的僧人们选择了"本院文殊菩萨殿"，这是符合佛教仪轨的。依照佛教典籍所载，文殊菩萨是过去世无量诸佛的老师，曾经引导无数的修行者证得佛果。在《放钵经》中，佛陀也说：今我得以成佛，都是文殊菩萨的恩德！过去无数诸佛，也都是文殊师利弟子，未来当成佛者，也都是文殊菩萨威神力所致。由此可见，文殊菩萨殿本身就是一处极其庄严的法门之地，将佛舍利瘗藏于文殊菩萨殿内，正体现了佛舍利的神圣地位。
最后，参与此次佛舍利瘗藏的人数问题。
据《泾州龙兴寺地宫碑铭》中的记载，仅有"本寺管内僧正惠照大师"、"赐紫义英"、"助缘比丘义演"、"表白大德义榳"、"小师惠远"、书刻工"梁吉"和"助缘埋葬弟子陶知福"七人参与。瘗藏佛舍利这等大事，龙兴寺为何如此低调、隐密的进行？笔者认为这与泾州地区的社会动荡以及龙兴寺的衰落背景有关。龙兴寺所在的泾州在唐代时作为唐与吐蕃之争的百年战场，社会创伤面之大不言而喻。五代十国时，这一地区成为岐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政权更替争食之地，战乱连绵。北宋时泾州虽纳入了中原政权版图，但系西北边陲，且境内少数民族杂居，形势异常复杂。在这种历史和社会大背景下，最高统治者对于一座地方寺院关注度很小；其次，以龙兴寺自身的财力，显然是无力承办规模宏大的瘗藏仪式的；再者，由于云江的突然圆寂，瘗藏这2000余粒佛舍利的事情已被搁置许久，为了保证佛舍利的安全，及早瘗藏最为稳妥。于是，云江和智明历经艰辛数十年收集来的这么多佛舍利就这样被瘗藏在了泾州龙兴寺文殊菩萨殿内，而且选择在壬寅（凌晨三至五点）进行，可见意在秘藏，那么仅有七人参与就在情理之中了。
结语
研究龙兴寺舍利瘗埋事件，我们不仅要将其放在宋初这个大的社会宗教背景下，同时还要考虑泾州及泾州龙兴寺当时的历史情况以及云江、智明二僧的个人志趣。只有通过综合研究这三个层面的情况，才能得出比较全面的结果。云江、智明二僧收集并瘗藏舍利一事，是在大宋王朝完成统一后进行的，当时的统治者们在宗教领域实行"三教并隆"的政策，使得佛教在宋初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是龙兴寺舍利瘗埋一事大的社会宗教背景；在结束唐末五代时期的战乱后，宋初的泾州民生凋敝、佛事衰败，而此时清河公张铎主持重建王母宫一事，无疑给了当地佛教僧侣们亦去重振佛法的信心；此外，正是因为有了云江和智明二僧对于收集并供养佛舍利一事的"志趣"，以及不计艰辛地花费二十余年到处寻访收集佛舍利的功德，才会有龙兴寺舍利瘗藏一事。也正是因为这些缘故，泾川出土的这批泾州龙兴寺舍利就更显其价值。第一，来源广：这批舍利是云江、智明二僧从全国乃至国外各处寻访收集而来；第二，数量大：2000余粒诸佛舍利并佛牙佛骨，一个地方一次出土如此数量的舍利，世所罕见；第三，类型全：舍利包括珠状舍利、彩石舍利、佛骨舍利、佛牙舍利、舍利花等，舍利类型之全绝无仅有；第四，保存完整：泾川此次出土的泾州龙兴寺舍利，除盛放舍利瓶的陶棺在出土时有所破损外，2000余粒舍利完整保存了下来；第五，透过龙兴寺舍利瘗藏一事，从一定角度折射出了宋初的宗教政策以及泾州当地的宗教发展情况，对于研究宋初的社会经济及宗教情况有很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0。
2.张怀群赵晓春魏海峰：《丝绸之路上的世界遗产·泾川文化遗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
3.《宋史·范仲淹传》。
4.参见魏海峰著：《历代泾川寺院辑考》。
5.《大智度论》卷五十九。
6.参见魏海峰、薛宝春《泾州龙兴寺地宫碑铭译文》。
7.参见魏海峰：《千年古刹--泾川水泉寺解密》，《平凉日报》2014年7月2日。
8.参见《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
原载《平凉论坛》201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