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元旦佳节这个喜庆祥和的好日子，泾川县博物馆全体工作人员祝大家新年快乐！在这辞就迎新的时刻，我们难免回首过去一路的风雨阳光，酸甜苦辣。我们将人类社会过去的事实归诸于历史的范畴。回顾一年这么短暂的路程也许我们凭着记忆、日记和朋友圈、微博里的动态就可以做到；回顾数十年、百年的足迹我们当然会想到历史学；那么当我们想知道数千年甚至上万年前，人类年纪尚小，文明尚未形成的那段历史，同时还想知道史书的记载是否有误时，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时候考古学的作用就显现了出来。
笔者每与身边的朋友交流，只要一提起“考古学”这三个大字，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挖墓，更有甚者会将我们与盗墓者联系到一起。诚然，墓葬是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也并非是考古学的全部，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考古学呢？
一、什么是考古学
学界对将考古学定义为：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其中这种实物称之为遗存。文化遗存又有可移动和不同移动两种形态，通常将不可移动的文化遗存称为遗迹，比如：墓葬、房址、窖穴、灰坑等；反之，则称为遗物，如，博物馆常见的陶器、石器、青铜器、铁器等。
从考古学的定义可以看出，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研究古人类的过去活动的历史，手段则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的实物资料。而为获取了解这些实物资料所以就必须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田野考古的主要工作方式有调查、发掘和清理。调查是一种在不破坏原有遗存的情况下，对遗存进行考察、记录，并有选择的收集已经暴露的遗物，来对遗存的情况有所了解，并根据情况确定是否采取保护措施。发掘则是通过发掘来揭露遗迹，收集遗物，记录各种现象。它与调查相比则破坏程度较大，是一种不可重复的活动。而调查则是在遗存已经被破坏的情况下，对剩余部分的一种抢救工作；与发掘工作相比，显得较为被动。
田野考古工作流程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考古工作者任务的完成。因为，我们所了解的遗存本身不会直接告诉我们当时古人类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宗教信仰等。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让那些沉默了成千上万年的文物活起来。
二、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一）考古学的形成
当1784年，美国总统杰弗逊为了解自己花园内的一座小土墩上而挖了一条探沟的那一天，是考古学发展史中一个极为值得纪念的日子。正是这一条探沟的出现，使得人们得到了一种全新的，了解古人类社会的方法。然而，不得不承认，虽然这次发掘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任然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这次发掘并未形成一定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因而，真正考古学尚未形成。直到19世纪中叶，地质学的发展、进化学说的形成、人类社会发展“三期说”的确立等，使得人们在认识古代的社会的时候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正是在这些条件下，考古学逐渐形成。
（二）我国考古学兴起
在我国研究古器物和古迹的历史较为悠久。西汉时期就有许多学者致力于简牍、青铜器的收集整理及考释。但是研究者甚少，北宋时以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研究青铜器和碑刻铭文，形成了金石学，后来经过不断发展，清代进入鼎盛阶段。而对于古迹的研究则肇始于魏晋之际一直延续到明清，如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一书，就记载了许多了亲自调查过的古迹情况。然而，这种研究始终是一种分散的状况，并未形成一定的规模。数千年来，金石学与古迹的调查研究并未真正的统一起来，也未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因而它们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但是，他们对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考古学形成之际的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为杜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探险者、考古学者纷沓而至，致使掠夺了大量国宝外流。如斯坦因在敦煌掠走了一大批极具史料价值的简牍、经书；鸟居龙藏在我国东北境内进行估计调查时发现了大量石棚墓及赤峰红山后等一大批遗迹。大量遗物、遗迹的发现，珍贵文物的外流，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再加上这一时期，外国考古学理论不断的传入，这就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创造了必要条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进入了中国。
考古学——这一新兴学科一进入中国便显示出了其巨大威力。山西西阴村、北京周口店、殷墟、安阳后岗等遗址重要遗址得到了科学的发掘，它们的发现对我们“续写国史、改写国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李济、裴文中、吴金鼎、梁思永等中国考古学者的积极努力下，中国考古学逐步走向了成熟。
三、田野考古
田野考古工作获取是一手资料的基本手段，关注度较高，因此，很有必要对田野考古做一下简要介绍。
田野考古学的概念及其工作方式在前文已经有所介绍，在此，将不再赘述。笔者将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来介绍田野工作大致的流程。
田野考古共大致可分为：准备、野外工作、室内整理、编写报告四个阶段。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由此可见，准备工作的重要性。一般有以下几项：查阅资料；了解工作地点、气候、食宿、雇工等情况；制定工作计划；得到文物部门和当地政府的批准和支持；筹集经费；准备工具等。由此可见，田野这一阶段的工作是较为繁杂的。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开始进入野外工作阶段。野外工作的因具体工作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其操作过程也各不相同。比如，发掘一座普通墓葬时，首先要清理封土，然后寻找墓口（或墓室）范围、确定层位、挖掘填土、清理墓室（包括葬具、随葬品和骨架）、解剖墓的结构、拍照与绘图。而居住址的发掘的发掘与之相比则大相径庭。对于遗址的发掘多采用探方法，即根据实际情况将发掘区域划分1米×1米、5米×5米等大小的若干方块进行发掘。在这过程中要注意地层的划分，房址、灰坑、柱洞、灶址等遗迹现象的辨识，而且要注意不同地层、遗迹内的遗物区别，同时好记录工作。
田野工作结束后，要对发掘所得遗物进行整理，并编写发掘报告或简报等一遍专家学者研究。
也许，前边的介绍专业性太强，显得枯燥难懂。有鉴于此，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在考古工地的一段经历以便大家理解。
2013年12月，我接到学院通知去大连市区周边的一座岛屿参加考古实习，接到通知后内心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从课堂、书本、电视、网络等渠道知道发掘现场那样的是神秘、刺激而又令人惊喜，终于是我能够亲身经历；而令我紧张的是，考古发掘过程中是一各不可逆过程，而文物又不同于其它事物，总是害怕工作出现纰漏，造成文化成果方面的损失。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草草收拾行囊后，第二天一早，便乘坐那艘每日仅往返航行一次的小船驶向考古驻地，开始了一段“面朝大海，天天向下”的经历。
已进入工地，就被深深地震惊了。首先，是工地的环境；遗址位于岛屿的最东端，一抬眼就是蔚蓝的大海，波光粼粼，浪声滔滔，真是一处观光旅游的好地方。其次，是工地的井然有序，一进入工地，领完各自所需工具，各个发掘人员就进入自己的探方，按照发掘规程有序的开始工作。接着，是考古工作者的才能，他们能够很好地处理与当地政府及民工的关系。不得不提的是工作之余还能做的一手好菜。
图为遗址风光
图为探方情况，里面白线是为区分层位所挂地层线
在熟悉工作环境后，我独自负责一个探方的发掘，该探方位于遗址的西南角。工作之中最基本则是地层的划分，考古学相对年代的确立，基本以地层的先后顺序为依据，即一般而言，上层的遗存其年代晚于下层，而地层的划分又全凭对土质、土色的观察，所以，这需要经验的积累。刚开始，自己经验不足，因而，区分地层就非常困难，所以，我总是让工地有经验的老师来帮我把关，休息的时候也常去看其它探方已经区分好的层位，半个月后自己也掌握了其基本要领。在区分层位后需要按照先后叠压关系，主次发掘，并将每一层的遗物分别放置、给编号、贴上标签、注明出土地点等信息，同时注意观察土质、土色的变化及是否有遗迹现象，若有完整或基本完整器物（称为小件）应立即拍照、测定坐标以便以后人们复原遗址场景；此外，还得做好每一层的取样工作。取样对象主要有土样和木炭；为避免年代测量的误差，木炭出土后不允许用手、布等物品接触，应该直接用手铲放入塑封袋内，然后贴上标签。
图为用全站仪测量小件坐标
图为取样工作
当地层发现遗迹现象之后，首先要做的则是确定遗迹范围，并画线，然后拍照。然后，根据遗迹的大小确定采用二分法还是四分法进行发掘。所谓二分法，就是将该遗迹分为两半，分别进行发掘；那么四分法就是将遗迹分为四块进行发掘。目的在于，了解遗迹内部地层堆积情况，从而明确其建造、使用和废弃年代及过程。
遗迹清理需要极大的耐心，基本要求与一般地层发掘并无多大差别，只是遗迹的清理一定要慢、要轻，尤其快到其边沿和底的时候，因为保存良好的遗迹在其底部和边沿部分往往有建造痕迹，而这极易被破坏。在清理完之后要对遗迹拍照、并绘图。
图为探方内所发现的一座史前半地穴房址
就是在这种一天天看似重复，其实有不断惊奇等待着我们的日子里，我们的野外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是紧张的室内整理工作了。
室内整理工作就是要从看起来杂乱无章的文物之中，应用类型学基本原理从中找出它们的时代特征和演变规律。因为文物数量较多，还有部分残缺不全，因而这项工作就显得极为繁杂，所需时间也就比发掘工作要长得多。
这些工作结束后，我在工地的美好时光也随之告一段落。实习期间，我对考古学的魅力有了更深的体会，它是一份可能随时都会有惊喜出现的工作，为了迎接这份惊喜，我们必须学会耐得住性子、吃得了苦头，它也是一们需要体力与智力的工作，正如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所说“它既是野外的体力劳动，也是书斋和实验室的智力锻炼，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四、结语
考古发掘是的动机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它一般是以研究课题为依托，虽然，发掘本身就是对古文化遗存的破坏，但是，它却极力避免这种破坏，并且将遗存详细情况做最大程度的记录，发掘报告发表后人人都可以了解，有助于每一位中国人了解自己的文化；抢救性清理则是尽可能的使遗存遭受损失，并且加以保护；至于考古调查则是为二者服务。一言以概之，任何田野考古工作都是以研究或保护为动机的。
而盗墓等行为则是以金钱为动力，他们不惜以损坏甚至毁灭古遗迹为代价来获取珍贵文物，然后，通过种种手段将其倒卖获得金钱。这就导致我们认识中华灿烂文化的实物资料缺遭到巨大损失和大量文化瑰宝流失海外。据国家文物局统计，我国被盗文物的百分之九十流向外国，由此可见盗墓对我国文物造成的损失之大。
图为被盗后的古墓
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祖先五千年文化积淀成果，坚决抵制盗墓和贩卖文物的行为就显得异常重要，这是固然每一位考古工作者的职责，但也是每一位华夏儿女的共同责任。
作者简介：
于旭涛，男，生于1990年，辽宁师范大学考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现工作于泾川县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