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9年第1期《陇右文博》（总第57期）发表了我县文联副主席、地域文化研究学者魏海峰的《元重修王母宫碑刍释》一文。该碑于1943年后遗失，2014年重新出土于王母宫大殿南麓。这篇文章是76年以来、也是目前可见的首篇系统化研究该碑的专业性论文。

     通过对该碑的研究，弥合了宋至清代期间的泾州王母宫建置重修史，真实的反映出元代早期当地的社会局面，以及道教全真派的发展状况。尤其对清代、民国学术错讹进行了考释纠正，对明代时在泾州王母宫举办的“蟠桃大会”提出了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启迪意义。现全文编发，以飨读者。

元重修王母宫碑刍释

魏 海 峰

      内容提要：元重修王母宫碑在2014年重新出土于泾川县王母宫山，现存县博物馆，碑文记述了元成宗大德年间泾邠二州都达鲁花赤史阔阔徒主持重修王母宫的事宜。本文通过对碑文内容考释，弥补了泾州王母宫的建置、重修史，纠正了前人以及史籍著录中对立碑时间、重修主持人等方面的错讹，并对元代早期当地社会和宗教状况作了解读；同时对明代时在泾州王母宫举办的“蟠桃大会”与宋代王母宫主题活动、以及明代以前文艺作品中的“蟠桃大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思考。

     关键词：泾州；重修王母宫；史天泽；史阔阔徒；道教全真派；蟠桃大会

      2014年秋，泾川县王母宫景区管理局职工在回山顶王母宫大殿南侧山坡植树劳动时发现一块石碑，其中一面刻有明代题记等文字三方，另一面因剥泐严重而被忽视。2015年4月，泾川县博物馆将其征集入馆后，经笔者清理确认，剥泐面残存碑文竟是遗失70余年之久的元重修王母宫碑记。

一、碑文及题记内容校补

     该碑为砂岩质。碑首、碑座都已佚失。碑身呈长方形，下端出榫头。残高210、宽129、厚35厘米，榫头高35、宽65、厚29厘米。碑阳左右两侧线刻缠枝花卉纹，中间文字剥泐严重，且局部有水泥粘糊，字迹隐约，经初步清理，可辨识者仅约185字。

     经笔者多方查对资料，在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五，民国三十二年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中著录了该碑。根据张维题记，此碑在民国时期仍然保存较完整。碑文为楷书阴文，记载了大德二年至三年（1298-1299年）泾、邠二州都达鲁花赤史阔阔徒等捐资重修回山王母宫，并请洞阳真人卢尊师门人、泾州道正郭德敬率徒侣主持重修王母宫的事迹，同时对史阔阔徒垦农兴荒、爱民恤民的德政倍加赞誉。碑文是研究元代的政治状况及民族宗教关系的重要资料。        

      现依据吴景山先生所拓碑文、并参考其著作《泾川金石校释》[吴景山著：《泾川金石校释》第99、100页，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2016年。]中的释文（下文简称“吴本”），结合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著录文字（下文简称“张本”），笔者重新补录并断句如下（括号内系张维校记及题记）：

       第1行：（……）

       第2行：（京兆路都总管府议事官兼提举学校事）顾（行撰。）灵台玄同（逸士王道明书。）

       第3行：（□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大□□也，而祀兴之等，而祀且先）戎（而言，宜为圣人）之所重而慎）之也。（盖）[吴本较张本缺“盖”字。]天地神祗……

       第4行：（□□□□□百灵□德□□□□□□□□臣直士节义之显著者咸预焉。虽大祀、次祀、小）祀（仪礼）等（衰之，不）同（其）

       第5行：（□□□□□□□□□□□□□□□□□胜之区，山河壮丽之境，或冈原崇秀，严洞幽阒，当）大麓临广（源，是皆）福（地），

       第6行：（□□□□□□□□□□□□□□殿楼观隆高雄敞，庙貌仪）卫威厉严正，使人（望之俨然如）神在焉。洁斋（致祭，畏敬）

       第7行：（□□□□□□□□□□□□□□现于外屏气，一[吴本较张本缺“一”字。]）志中正，和乐诚（实之心存于中，然后有以）感通于（神明而获简）

       第8行：（□□□□□□川之间有山崛起，山之脊有宫焉，即）汉武帝尝祠（西王母于此，陶谷有碑纪之）详矣，（此不复云。其楼阁）

       第9行：（廊庑整列，斋厨静肃，而正殿之旁有客厅焉。下）瞰州郭，（接屋连）甍，居（民往）来（扰扰如斗蚁然。西望崆峒）天（低，云渺数峰）。

       第10行：（泾水东流，目迎百里，逶迤屈曲如长蛇然;山）之（两傍，群木）拥蔽。杂花披列如锦绣然。州人士女兵岁时祈祭奠献 [吴本较张本缺“献”字。]（之余），

       第11行：（地熙熙然春登台耳。迨乎金末，兵戈蹂践二）三（十年，城）邑陵夷，衢路荒塞，庐（落焚毁，但丘）墟而已，独是宫屋宇幸存。

       第12行：（大朝有天下，元帅史公阔阔徒被）

       第13行：（命为泾邠二州都达鲁花赤。是时西路）新定，蓁莽榆棘，连云蔽日，虎狼狐（兔，白昼纵横，千里）萧（条，而）人迹几（绝矣。史公）

        第14行：（议分迁属县官，招致残民，慰安抚谕，自）尔稍稍归集。劚荒挽犁，渐就耕[吴本较张本在“耕”字后多出“封”字，结合“封”字前后“耕业”文意，“封”字有误。]（业。初皆食草实，衣故书纸，至是始有五谷、絁[吴本较张本缺“絁”字。]指粗绸或绢。）

        第15行：（之闲。马牛羊豕，日加蕃息；公私储蓄，例致丰饶）。此史公暨州官节用爱（人，勤于抚养而致之耳。一日，史公命宣差重）

        第16行：（□□□良同知□平节制张瑀[吴本较张本缺“瑀”字。]暨诸僚佐而谓之）曰：“今国家草创，（百度废而未举，疮痍之民幸）且安集，（而衣食粗给），

        第17行：（□□□□□□□□□少得休息矣。每见城南）回山上有王母宫，州（人日所观望，虽折毁不完），尚多（屋宇），吾（欲举修），

        第18行：（□□□□□□□□□□□州之形胜可乎？”诸官诉然曰）：“固所（愿也。”遂各出财物，仍率居民羡余之家），约量（资助以）

        第19行：（□□□□□□□□□□□□人以主持之，乃能就事，闻秦陇教门提）点洞（阳真人卢公阐教西土，德望素著，即日）

       第20行：（□□□□□□□□□□□□□敬知宫门事，率徒侣以效营造，盖戊）戌（岁正月也。郭公既领）师（旨，食息弗遑，剪棘除）

       第21行：（□□□□□□□□□□□□□之未安者，以）次而（崇饰之。期□□已一切完整，而神之栖止有以依矣。人之祠祀有）

       第22行：（□□□□□□□□□□□□□而悦乐之矣，人）神安乐之矣。□□□不除乎是□既毕，征文于（余以）记之，乃略（叙）。

       第23行：（□□□□，其名曰回，楹栋崇崇。□□□隆，□□之宫。金运即衰，物莫不随）。

       第24行：（□□□□  □□□□  □□□□  □□□□  功斯成兮，□□□□。□□铭兮，垂千龄兮）。

       第25行：（……）

      碑阴题记均为明代所题，计3部分，字迹清晰可辨。民国张维未收录，吴景山先生有记。碑上方有明嘉靖五年“泽山桑溥来游”的六字篆书阴文题记和嘉靖十一年“青居山人翟□来游”的行书阴文题记。碑下方楷书阴刻“三月十七日/王母宫蟠桃大会□年修醮□重/修香亭会首姓名序列于后”等字及30位会首芳名并两位道士名讳，末尾为“大明嘉靖二十一年岁在壬寅春三月甲辰十五日吉时”及致仕官、乡老、木匠、泥水匠等姓名。

二、碑文内容考释

（一）王母宫建置史及历代重修记

     乾隆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甘肃通志》载：“王母栖真宫，在泾川回中山，汉元封元年（前110年）建。”[（清）许容等修：《甘肃通志》卷十一《祠祀·平凉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7册，第38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这是历代文献中首次明确认定泾川王母宫建于西汉元封元年的记载。此次发现的元《重修王母宫碑》亦称：“山之脊有宫焉，即汉武帝尝祠西王母于此，陶谷有碑纪之详矣，次不复云。”经过重修后使“神之栖止有以依矣，人之祠有□□□”。

     而在元《重修王母宫碑》出土并征集入馆之前，泾川尚存有宋、明重修王母宫碑记各一方。一为宋翰林学士、刑部尚书陶谷撰《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载：“回中有王母之庙，非不经也。年纪寝远，栋宇毁坏，”于是“申命主者，鸠工缮修”。一为明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彭泽撰《重修王母宫记》，碑云：“宫在泾原西五里回中山巅，祠所谓西王母，盖古迹也。世传周穆王、汉武帝皆尝西游与王母会，故有宫于兹，又谓之王母宫。宋陶学士秀实（陶谷的字）记之详矣。”“于是出私帑若干缗以先之，诸耆旧士庶欢然合谋，鸠材僝工，一时宗藩韩王亦乐施助，期终其事。”此外，据泾川馆藏《共成善果册》（清）载：光绪七年春，泾州“举废修坠，民苏年丰”，“庙祀（王母宫）不应久废，亟宜修复”，继而“或施材木，或舍瓦甓”，进行了重修。

     从以上文献及碑铭中可以看到，泾川的王母宫于汉代初建，宋、元、明、清各代皆有大规模的重修之举。

（二）关于元重修王母宫碑的首尾款和立碑时间

     张维收录碑文为22行字，行存字最多46个，共737字，但仅为正文部分，现存该碑的首尾款文字部分已经完全剥脱。在按语中张维说：“第二行为京兆路都总管府议事官兼提举学校事顾行撰灵台玄同逸士王道明书碑”，那么首行文字必是该碑碑题。同时又说“末有道正郭德敬当即碑文所谓郭公”。由此可见，上款尚有两行文字，下款至少有一行文字张维未录，这就是说，该碑全文约有25行乃至26行字。

      由于当时尾款或已漫漶难识，他又在按语中说：“蒙古太宗戊戌当宋嘉熙二年去金之亡方四年也”，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根据碑文中“金末兵戈蹂践”、“今国家草创百度废而未举”、“盖戊戌岁正月也郭公既领师旨食息弗遑剪棘除□”等句而加以阐释的。“蒙古太宗戊戌”系窝阔台汗十年，南宋政权纪年为嘉熙二年（1238年），当时距离金朝灭亡已四年，泾州沦为了蒙元统治区，由此可见张维按语中的推断不无道理。

      然而他忽视了碑文中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即召集主持这次重修事宜的主角史阔阔徒。根据《陕西通志》《平凉府志》的记载，史阔阔徒任职泾州的时间在“大德间”，即1297-1307年，而此期间恰巧也有“戊戌岁”，即1298年。显然，张维是错将“成宗大德戊戌”误为“太宗戊戌”了，二者相差60年，盖因当时张维尚不知史阔阔徒其人更多信息。

（三）史阔阔徒其人与史天泽关系之辩证

     该碑文对史阔阔徒“节用爱人、勤于抚养”倍加赞誉，在重修王母宫之时，他率诸官带头“各出财物”，倡议“羡余之家，约量资助”，可见恤民之情。

     明嘉靖《陕西通志·卷二十八》之“平凉府乡贤”载：“史阔阔徒，大德间为泾邠二州都达鲁花赤。公节用爱人，军民畏受”。嘉靖《平凉府志·卷之五》泾州之人物载：“史阔阔徒，大德间为本州督达鲁花赤。节用爱人，士民畏服” [赵时春撰、张维校补、魏柏树通校：《平凉府志·卷五》第200页。]《陕西通志》《平凉府志》均成书于嘉靖年间，而在该碑碑阴，恰巧有嘉靖五年“泽山桑溥来游”、嘉靖十一年“青居山人翟□来游”的题刻，可见当时此碑立于地表，且成碑时间仅220余年，字迹相对清晰完整。二志所录文字与该碑文字表述的一致性说明，两本志书对史阔阔徒的信息录入依据均来自于该碑铭。

     但据清张延福篡修《泾州志·人物·乡贤》载：“史天泽，谥忠武……出入将相五十年……为开国元臣。大德间为本处达鲁花赤，节用爱人，士民咸服。仕至阔阔徒。”[（清）张延福篡修：《泾州志》，据乾隆十八年手抄本影印，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五十九年。]从本段文字可以看出，在张延福篡修的《泾州志》中，对大德间任职泾州达鲁花赤一职的史阔阔徒，其“节用爱人，士民咸服”的评价仍然是沿用了元《重修王母宫碑》铭和《陕西通志》《平凉府志》中的说辞。但他同时认为，史阔阔徒系蒙元开国元臣史天泽，将“阔阔徒”理解为官职或结衔。

     《元史》称史天泽“出将入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以（至元）十二年（1275）二月七日薨，年七十四。讣闻，帝震悼，遣近臣赙以白金二千五百两，赠太尉，谥忠武。”[（明）宋濂、王袆主编：《元史·列传第四十二》，中华书局，1976年。]无疑，《元史》中“出将入相五十年”、谥号“忠武”的史天泽和张延福《泾州志》所述者为同一人，但几处疑点也显而易见。

     一是在《陕西通志》《平凉府志》《泾州县志》三志中，都以史阔阔徒为泾州本州“乡贤”，而据白寿彝编《中国通史》等志书均载：“史天泽，字润甫，燕京永清（今属河北）人。”[白寿彝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下册），第四节条目）。]，在籍贯上史天泽与史阔阔徒相差千里之遥。

     二是如果史阔阔徒就是史天泽，那么张维推断元重修王母宫是“太宗戊戌”（1238年）就有可能成立，因为1238年史天泽正值壮年。但据《元史》载：“丁酉（1237年），从宗王口温不花围光州，天泽先破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师次复州……进攻寿春，天泽独当一面……”。[《元史·列传第四十二》。]《中国通史》又载：“金亡后（1234年），史天泽回到真定（今河北正定）……1238至1239年间，真定一带遇到蝗灾，百姓又借债贡赋，积至银一万三千余锭，史天泽倾其家资，其属下官吏也争相效法，代偿债银。”[白寿彝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下册），第四节条目）]上述记载表明，在1238年左右，史天泽或征伐于河北、河南、安徽一带，或以真定为基地经略一方，根本未曾远赴西北一隅的泾州任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1229年窝阔台封史天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后，史天泽统治河北、山东一带，辖地二三千里，三四十个州县，是汉人世侯中势力最大的，深得窝阔台汗信任，怎么有可能远赴西北担任地方官吏一职？        

     三是在张延福篡修《泾州志》中称史天泽“仕至阔阔徒”，然而在元代的官职称谓中，尚未发现“阔阔徒”这一职衔。李治安在《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一期。]一文中认为，在蒙古文化的影响下，有些汉人“简单模仿蒙古人的名字，且与原有汉姓相结合。如……泾邠二州都达鲁花赤史阔阔徒……”[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第36页，2009年第1期。]事实上，史阔阔徒系汉姓和蒙名相合璧的人名，而非史天泽“仕至阔阔徒”，此乃张延福篡修过程中的谬误。

      另外，泾川史姓及毗邻的庆阳史姓均追认其先祖为史天泽，而史天泽之子史楫、史杠等曾与蒙古女子联姻，使真定史氏家族成员半蒙古化，孙辈中就有史塔列赤[（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八《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第2册，第88页；卷五十四《大元故真定路兵马都总管史公神道碑》，第141页。上海书店，1989年。]等汉蒙合璧的人名。按照年龄推算，史天泽与史阔阔徒如系一脉，则应系祖孙辈，除了民间自清代家族影谱记载泾川史姓系史天泽后人外，史阔阔徒是否系史天泽后人来泾定居后使当地史姓光大起来，目前尚无直接明证，但其源流值得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史阔阔徒于大德间（1297——1307）任泾邠二州都达鲁花赤，时史天泽去世已达22年。故王母宫应系史阔阔徒重修于1298年，史天泽与史阔阔徒系不同时期的两位历史人物。

（四）元大德年间泾州社会及宗教状况

     “根据元《重修王母宫碑》记载，大德初年，史阔阔徒被命为泾、邠二州都达鲁花赤，主持地方最高军政事务。面对“蓁莽榆棘，连云蔽日，虎狼狐兔，白昼纵横，千里萧条，而人迹几绝”的社会状况，他率领所属僚佐，“招致残民，慰安抚谕”，民众因而“稍稍归集，斸芜挽犁，渐就耕业”。通过垦荒兴农，终于出现了马牛羊豕，日加蕃息。公私储蓄，例致丰饶”的喜人局面，至此泾州的社会状况得到初步扭转。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前的泾州虽然路断人稀，却“独是宫屋宇幸存”，王母宫能在战火中得以保全，可见其在官民中的崇高地位不因乱世而废。

     《重修王母宫碑》开篇即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以铁骑征服世界的蒙元政权在治国理政时非常重视宗教的力量。学者任宜敏先生认为，有元一代，虽然诸位可汗都是虔诚的萨满教徒，但他们从未因某种宗教是外来的或与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不相一致而加以歧视、排斥。因此他们对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均采取兼蓄并包的宽容政策，这是其他王朝所无法比拟的[任宜敏：《元代宗教政策略论》，《文史哲》2007年第4期。] 。

      泾川以汉元封元年（前110年）建王母宫为标志，至元代时西王母信仰已达千年之久，更有前朝宋代张铎重修王母宫之盛举，因而元大德后重修王母宫、发挥王母信仰在当地稳定社会、辅政教化的功能当为物阜民康之后承上启下的要务之一。元朝建立之后，祖庭在陕西的全真教在成吉思汗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北方道教发展的重心，当时作为陕西行中书省直隶州的泾州自然而然的信奉全真教。          

      而重修王母宫之事，不仅是泾州最高军政长官、都达鲁花赤史阔阔徒与诸官、百姓之愿力，还请示了秦陇道教提点卢真人。道教提点一职为一行省或数行省道教官署的最高长官，受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其门人郭德敬奉师命率道士主持其事，郭德敬时任泾州道正。碑文由京兆路都总管府议事官兼提举学校事顾行撰文，灵台玄同逸士王道明[王道明，元人，号知常盛德大师，全真道士，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官诸路玄学提举兼提点终南山甘河重阳遇仙宫事。]书丹。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重修王母宫同样受到了政、教高层的一致重视，可见兹事庄严。

三、碑阴题记考

      该碑碑阴题记共有三个部分，碑文字迹清晰可辨。其中上方右侧有明嘉靖五年（1526年）“泽山桑溥来游”的六字篆书阴文题记。桑溥，字汝公，濮州人，嘉靖二年擢升为陕西按察佥事，不久又升任固原兵备副使，桑溥是在任此职期间来泾游历的。上方中间有嘉靖十一年（1532年）“青居山人翟□来游”的行书阴文题记。翟□则因名字剥蚀无考。这两部分题记仅可作为当时文人雅士在泾川王母宫“登临祗谒，题咏甚富”的现象反映。

      最为重要的是第三部分题记，也就是石碑下方楷书阴刻“三月十七日王母宫蟠桃大会□年修醮□重修香亭会”等字及“大明嘉靖二十一年岁在壬寅春三月甲辰十五日吉时”。从题记中可以得知，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泾川王母宫修建了香亭等建筑，而当年为“王母宫蟠桃大会□年”。这条信息带出以下思考。

（一）宋代“西王母庙会”与明代“蟠桃大会”之间的关系

      清乾隆《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甘肃通志》载：“王母栖真宫，在泾州回中山，汉元封元年建，宋学士陶谷撰文，元季（张铎字元季）重修。”根据这一记载和泾川馆藏的宋《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即陶谷碑）例证，泾川王母宫建于公元前110年，至今达2100多年，是国内最早祭祀西王母的庙宇，信仰传承悠久。宋开宝元年（968年）泾州刺史张铎重修王母宫，并由此形成了传承至今逾千年的民俗庙会。

      从宋代时泾川已形成的“西王母庙会”与明代时泾川民俗事象中的“王母宫蟠桃大会”是否为同一民俗活动，目前尚无法定论，但宋《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与元《重修王母宫碑》碑阴的明代“王母宫蟠桃大会□年”题记在刊碑时间上均为农历三月十五日。这种择同天“吉日”立碑的现象绝对不是巧合，说明二者或为同一活动的不同叫法，或是宋、明两个时间阶段对这一活动的称谓演变，或是“蟠桃大会”是作为西王母庙会中的一个民俗活动子项目而存在。总之二者之间的承续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二）文艺作品中“蟠桃大会”与泾川民俗活动“蟠桃大会”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蟠桃大会”是宋、元、明时期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中表现较多的一个主题。昆曲度曲家庄一拂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2年。]称：“宋官本杂剧，即有《宴瑶池爨》。金元院本有《王母祝寿》一本、《蟠桃会》一本、《瑶池会》一本。元钟嗣成、明朱有燉俱有《蟠桃会》，情节皆类似”。当然影响最为广泛的莫过于明代文学家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中蟠桃盛会的场景，讲述了王母娘娘举办蟠桃盛会宴请众仙的故事。这是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而创作而成的一部神魔小说，表现形态虽然神奇，却不乏以现实生活作基础。

      巧合的是，《西游记》的产生年代恰好产生于嘉靖时期（1522—1566）。那么究竟是宋、元、明时期文艺作品中、尤其是《西游记》中描写的在天宫举办的“蟠桃大会”原型取材于泾川的“蟠桃大会”，还是泾川的“蟠桃大会”是在这些文艺作品诞生并广泛传播之后才“借壳还魂”，在人间的民俗活动中赋予了它新的生命，更不排除文艺作品与民俗活动互动相生的可能。这些线索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历史背景值得进一步发现和考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元重修王母宫碑在民国张维著录后一度遗失，它的重新发现首先是与泾川现存或馆藏的宋《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明《重修王母宫记》碑、清《共成善果》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息链条，弥合了宋至清代期间的王母宫建置重修史，佐证了西王母文化在泾川大地上的悠久传承；其次是与《陕西通志》《平凉府志》相互例证，可勘清代张延福《泾州志》和民国张维学术讹误，即史阔阔徒并非史天泽，史阔阔徒重修王母宫时史天泽去世已达22年。立碑时间则为元成宗戊戌（1298年），而非太宗戊戌（1238年）；第三是真实的反映出元代早期泾州当地由千里萧条转向百姓渐就耕业的社会局面，以及道教全真派在泾州的发展状况；第四是其碑阴“王母宫蟠桃大会□年”题记的发现，是有碑铭文物佐证的历史上在民间举办时间最早的“蟠桃大会”主题盛会，为博大深刻的西王母文化遗产再添实证。

作者简介：

     魏海峰，甘肃泾川人。先后正式出版《丝绸之路上的世界遗产·泾川文化遗产录》《泾川佛教瑰宝》《泾川馆藏文物精华》等专著，主编地方文化书刊十多种，在《人民日报》《青少年书法报》《甘肃文博》等党政报刊和学术期刊发表文章200多篇，50余篇文章被收入《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论著。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甘肃省民俗学会理事，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平凉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平凉市政协二届委员，泾川县政协七、八、九届常委，泾川县文联副主席，泾川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泾川民间文学、西王母信俗、传统技艺等十余项市、县级非遗项目传承人，海峡两岸西王母论坛西王母文化研究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