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佛教与甘肃泾川佛寺遗址出土佛像等文物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杨曾文
2012年12月，甘肃省泾川县在唐泾州大云寺遗址发现一处佛教窖藏,出土从北魏至唐宋的佛像、造像塔碑等240余件。2013年1月,又出土陶棺一具、铭文砖一块。铭文有“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岁次癸丑五月辛卯朔十二日壬寅，泾州龙兴寺曼殊院念《法花经》僧云江、智明同收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等记载，共425字。证明这些佛舍利埋藏于宋真宗祥符六年(1013)五月十二日。早在此之前，1964年发现唐泾州大云寺地宫时，出土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和琉璃瓶重重包裹的14粒佛骨舍利。
对泾川发现这批佛教文物应如何评价?应将此置于唐代佛教流行情况的总体背景中进行考察。现仅讲三点，然后提出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武则天与佛教
武则天(624-705) ,本为太宗时宫中的“才人”,太宗死后尼,高宗时复被召为昭仪，以其机敏才智，步步高升。永徽六年(655)受封为皇后,从参与朝政到总揽朝政，与高宗并称“二圣”。弘道元年(683)中宗即位，她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立睿宗。到载初元年(690)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唐为周,史称“武周”。在佛教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武则天在国位称帝的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佛教。
按照传统的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儒家伦理，家与国都是父子相传的。在武则天策划当皇帝的时候，虽也奖励和授意一些人借造符瑞图谶上劝进表,但主要还是从佛教中找到了女人可以即位当皇帝的根据。佛教中虽也有轻视妇女的传统思想，如说妇女不能成佛,不能当国王(转轮圣王)等等，然而有的大乘经典也明确宣称，如女人积有非常功德，也是可以当国王乃至成佛的。北凉昊无谶所译《大方等大云经》，也称《大方等无相(或作“想”)经》，有六卷(《开元录》卷十一注“或四卷或五卷”)。其卷四讲，有一位净光天女前身(前世)是国王夫人，因从佛听讲<大涅擊经》,今世生为天女;佛又对她说，"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转轮圣王”也作“飞行皇帝”，是佛教经典中提到的理想帝王，出世时天空感有轮宝”(战车的神化)出现，统一四天下(四洲)。 这里所说“四分之一”的领土,特指“阎浮提"(或作“赡部洲”)，实指现实世界。此经卷六讲此后七百年时于南天竺有国,其王夫人生一女,在国王死后“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佛又预言此女未来之世“当得作佛”。①按此经所说,女人可以当皇帝,并可作佛。这部经成了武则天登基称帝的重要根据。
当时有僧名怀义,本名冯小宝，原是个光棍无赖。后经高祖之女千金公主的介绍，受到武后的宠爱。武后为他出入宫掖方便，把他剃度为僧:又将其俗姓与驸马薛绍联宗，改姓薛。垂拱初(685),怀义为白马寺主，后与僧法明等人重译《大云经》(此据《大宋僧史略》卷下说,或云造谶、造疏),又造《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言武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怀义传》)。载初元年(689)，怀义与法明等沙门十人将此《大云经》四卷和《大云经义疏》表奏上，“盛行神皇受命之事”。武则天大悦，即颁《大云经》于天下,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改元无授。第二年,武则天令天下各州皆置大云寺,各寺藏一部《大云经》，令僧讲说。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因此受封县公，皆赐紫袈裟银龟袋。怀义曾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等，后因失宠被杀。②《唐书》等都说怀义等“伪撰”《大云经》，恐误。不过即使是重译,大概也加入了私货。
唐代继隋之后也盛行崇奉佛舍利，特别对扶风法门寺供奉的佛骨舍利更加尊奉，曾六次派人奉迎法门寺佛舍利入京及皇宫礼拜供养。前两次是高宗显庆四年(659)九月和武周长安四年(704)，即武则天死的前一年的冬天，迎请至东西两京及内宫礼拜供养，直到中宗景龙二年(708)才派人将舍利送回。此后，在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德宗贞元六年(790)、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也派人迎请佛指舍利人京城和宫中供养。
佛教在武则天、中宗时有较大发展。武则天时“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苏环传》)。内史狄仁杰批评武则天“将造大像，税天下僧尼人出一钱”,说:“今之伽蓝，制逾宫阙”，“无名之僧，凡有几万”，“浮食者众,又劫人财”。监察御史张廷珪批评说:“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冶之金以为像”，“殚苍生之财，崇不急之务”(《唐会要》卷四十九)。中宗时，盛造寺像，正如睿宗时右补阙辛替否所批评的:“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据他估计,中宗时“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卷百一《辛替否传》)。
唐太宗原在贞观十一年(637)下诏明确地说:“朕之本系，出于柱史(按:指老子)。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自今以后,齐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全唐文》卷六）唐高宗上元元年（674）诏令在公私斋会及各种参拜集会场所"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唐会要》卷四十九)。
然而到武则天时，因为利用《大云经》等为自己篡唐为周、即位当皇帝提供根据，所以对佛教特别尊崇。在天授二年(691)下诏:”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编服(按:指僧尼)处黄冠(按:指道士女冠)之前”(《全唐文》卷九十五)。因为她以“金轮皇帝"自居，又自认是菩萨转世，自然是不能容忍佛教置于道教之后的。此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下诏:“自今已后,僧、尼、道士、女冠,并宜齐行并集"(《唐会要》卷四十九)。这样,就不再分佛道先后了。在这些诏书改动的背后，可以想见当时佛道斗争的情况。
唐玄宗即位前期，唐朝达到极盛时期。玄宗虽对佛教有所抑制，加强管理,但并没有遏制佛教急剧发展的势头。据《大唐六典》卷四载,开元年间(713一741)全国有寺5358所.其中僧寺3245所，尼寺2113所。(《唐会要》卷四十九载，武宗会昌五年(845)祠部统计，全国有寺4600所，兰若(私寺)4000所，有僧尼26.5万人。
二、国家寺院
从高祖开始，几乎历代都有寺院的建置。例如，高祖在京城建会昌、胜业等七寺，在并州建义兴寺;太宗为母建慈德、宠福二寺，在战地立七寺;高宗为母建大慈恩寺，为太子造西明寺,封禅后诏各州置寺观各一所。这些寺院都是官寺，即由国家支付一切费用，或施给田地和农夫等以供维持寺院经营等。
唐商宗之后，武周在天授元年（690)诏诸州设大云寺，命寺僧讲《大云经》；唐中宗复位，称唐中义,神龙无元年（705)命天下诸州置“大唐中兴”寺、观各一所，后因有人认为唐非中兴，不宜"中义“为名，改为“龙兴”寺观；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命天下的“形胜"(景观规模较宏伟者)寺、观改名“开元”寺、观。自然,这些寺、观也属国家经营的寺观。此外，在宫廷还设有“内道场”(宫廷寺院)。
三、唐武宗灭佛
唐武宗(840一846年在位)是穆宗第五子，文宗死后由太监仇士良立为皇帝。武宗在藩时喜道教修炼养生之道，即位后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殿修金菉道场。武宗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菉”(用非字非图符号写的符)。
会昌元年(841)召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土，赐号“广成先生”，令与赵归真在宫中修法菉。会昌三年(843)诏于宫中筑望仙观，此后又于南郊筑望仙台。会昌四年(844)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武帝崇道教，志学神仙，以赵归真为师。赵归真等排毁佛教,说佛教“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旧唐书.武帝纪》)。武宗从即位后就对佛教厌恶、排斥，开始对佛教实行种种限制,令一部分戒行不良的僧尼还俗，会昌四年(844)又命拆毁天下招提、兰若(私寺)。
会昌五年(845)推行大规模的毁禁佛教的政策，命僧尼年四十以下者、无祠部所发度牒者还俗，最后又命年五十以下者及-切未获特许保留僧籍的僧尼还俗,还俗一律遣归本籍。七月,敕“并省"(合并、减除)天下佛寺，长安和洛阳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各地节度使、观察使治所以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寺留僧二十人，中等寺留僧十人，下等寺留僧五人;其他的僧尼及大秦穆护(或谓是袄教祭司)、袄僧皆必还俗;凡拆毁的寺庙的材物充公，用铜像和钟磐等铸钱，铁像用来铸农具，金银像应上缴;财货田产一律由官府没收。同时，派御使分道监督此敕贯彻情况。
遵照武宗之诏，全国共拆毁寺院4600余所;还俗僧尼26.05万人；拆毁属于私寺(无寺额者)招提、兰若4万余所;没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按：千"当为“十”之误"），开元年间列人应受田的总数才1440多万顷);没收奴婢改做两税户的有15万人。③在这次毁废佛寺的过程中，佛典被焚毁的也很多。
然而,由于当时中央朝廷软弱无力和地方官员、藩镇的拖延与对抗，唐武宗禁断佛教的诏令并未得到彻底实行，不仅南方盛行佛教的两浙、宜、鄂、潭、洪、福诸州和三川等地州府官员对佛教“姑务宽容”予以保护④，而且在“黄河以北，镇、幽、魏、潞”等州也因节度使的公然抵制，使佛教未遭废毁⑤。
唐武宗死于会昌六年（846三月），宣宗即位后即珠杀道土赵归真，刘玄靖等人，下诏恢复佛教，造寺度僧。但佛教势力已经大减,已无复昔日盛况。
四、关于泾川大云寺发现的珍贵文物
(一)泾川在唐代为泾州，属于关内道，东接京畿道，往西接河西走廊，是连接丝绸之路和首都长安之间的门户，从古至唐宋佛教一直兴盛。
可以认为，泾川大云寺应是武周时各州所设的大云寺之一,地宫佛舍利的发现是当时盛行供奉舍利史实的反映。武则天晚年将皇位让子继承，改唐号之后，曾先后改称大唐中兴寺、龙兴寺,宋代沿用龙兴寺之号。因此，说现在大批佛教文物从唐宋以来的大云寺、龙兴寺遗址出土,是成立的。
(二)泾川大云寺发现的这批珍贵文物，到底来自何处,有什么意义呢?
1.前面讲过，唐武宗曾降诏禁毁佛教，毁坏寺院，破坏佛像。这批文物以佛像为主，从制作时间看,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制做,跨度很长,并且大部分遭到人为的破坏。那么，这些佛像是何时制作,来自何处呢?从现在掌握的资料，还难以确定。
2.在历史上，泾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发现地又是大云寺的遗址。可以认为，这些佛像收集于原大云寺在唐武宗灭佛时被破坏的佛像，也有的收集于别的寺院因灭佛或战争毁坏的佛像。
3.从宋代龙兴寺遗址地宫砖铭文的内容看，这里发现的是唐宋佛舍利崇拜和供奉的另一种形式，即普通僧人通过虔诚修行从各种渠道求得舍利,进行供养的做法。龙兴寺的云江、智明是普通的僧人,二人情谊深厚。云江以虔诚的修行，并且通过做善事等,经过24年(二纪)时间从别人那里得到舍利二千余粒。从记载看，在这二十多年中，这些舍利并没有受到信众隆重供养，也没有举办隆重的展示仪式，可以断定在当时并不出名。然而,这个事例却说明当时佛舍利崇拜已经十分盛行。这种借虔诚感应得来的舍利，是得到信众承认的。
可见，佛像等佛教文物的发现，仅是第一步，留下有待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例如，这些文物到底来自何处?为什么埋藏地下?这此佛像的历史、艺术价值?宋砖铭的价值等。建议保护好已有的文物，同时考虑扩大挖掘的范围，寻找更多的资料，进行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①《大正藏》卷十二，第1098页上、中
②（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六《本纪第六.则天武后纪》及卷一八三《武承嗣传.薛怀义附传》
③参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旧唐书.武宗纪》等
④唐武宗：《加尊号后效天赦文》，载《全唐文》卷七十八
⑤日本天台宗求法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记载，在武宗降诏灭佛时，“唯黄河以北，镇、幽、魏、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毁拆寺舍，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颇有赦使勘罚，云：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据查，此时统领镇州、幽州、魏博的节度使分别是王元逵、张仲武、何弘敬。
文章来源：杨曾文：《泾川佛教文化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作者简介：杨曾文
杨曾文，山东省即墨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多次到日本研修考察，为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中方主要组织者。常年从事中国佛教史、禅宗史、日本佛教史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译文30多篇、序跋等近40篇。
著有《佛教的起源》、《日本佛教史》、《宋元禅宗史》、《当代佛教与社会》；主编并参撰《当代佛教》，《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中日文化交流事典》；与任继愈等共著《中国佛教史》，与方广錩合编《佛教与历史文化》，与日本镰田茂雄合编《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编写辞书《宗教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佛教部分及神道教词条；校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神会和尚禅化录》，《临济录》，《菩提达摩四行论》；编（合）译《日本佛教史纲》，《印度佛教史概说》。
其中，主编的《佛教文化面面观》获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与日本源了圆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获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96学术类图书金奖，《唐五代禅宗史》获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的“东洋哲学学术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