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泾州龙兴寺及其舍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黄夏年
甘肃泾川县是古代长安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与佛教也有深厚的渊源。在泾川佛教历史上，不仅有长达几十里的绵延石窟，而且还有诸多的佛教寺院。在泾川寺院中，兴国寺、大云寺与龙兴寺三所寺院尤其值得研究。这三座寺院的特点十分明显，它们既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还与佛舍利有很深的联系，因之值得重点进行研究。
据作家张群报告，2012年12月31日上午，甘肃泾川修西平铁路时，于泾川大云寺地宫东侧发现佛像窖藏。2013年1月9日，在窖藏东约7米处现宋代地宫，同一天在窖藏北约7米处现一穹隆顶疑似地宫。1月11日，在宋代地宫东约7米处现1.5米高佛身，有又一疑似窖藏迹象。为此，泾川县政府高度重视，专门邀请专家在泾川召开“泾川大云寺文化研讨会”。笔者有幸出席会议，并到现场参观。2013年1月30日，泾川县又在兰州组织“泾川县大云寺遗址发现重要佛教遗存及出土文物情况汇报”，省市县领导与甘肃及北京等地的学者出席会议。笔者与杨曾文先生一起参加了会议，两次会议笔者都作了发言。此后，泾川有关方面又专门请中国佛教协会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专家前去考察，泾川县为大云寺出土文物做了不少工作。2013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甘肃省泾川县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甘肃省泾川县佛教文化”第三次会议。这对深化认识泾川的佛教文化与舍利崇拜是有益的推动。现对泾川佛教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作新的陈述。
1964年12月，泾川大云寺遗址发现唐代地宫，出土舍利瓶、金银棺、铜函、石函等舍利套函和佛祖舍利14粒。这是当年全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近五十年后，泾川又出土佛像和陶质经幢等文物160多件，第三层正在清理中。其中，最大的1.6米，最小的不足5厘米。年代初定为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具体而言，有石质、陶质，还有一二尊泥塑；有站、坐造像，有造像碑、造像塔、贴金、彩绘等；出土陶棺、砖刻铭、琉璃瓶、香炉等等。又对宋代地宫的陶棺于2013年佛诞日做了正式清理，出土舍利上千颗。这与砖铭文所说的“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的情况基本吻合。但具体情况，笔者还没有得见。
1964年泾州大云寺出土的文物，是隋文帝给泾州大兴国寺诏分的14颗舍利。后来武则天将大兴国寺改为大云寺，再次重新将舍利放人地宫，并且留下碑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早已见诸学界。龙兴寺出土的舍利及陪葬品是佛教文物的精品，是一套完整的佛教瘗葬系列。有地宫砖铭文为证。此铭文已由著名地宫舍利研究专家汪海波先生作了释读。2013年《世界宗教研究》第一期封三，专门刊出了所发现的有关残缺的佛教造像，向学术界公布了这方面的消息。
“泾川大云寺文化研讨会”上，许多学者就舍利的瘗葬形式作了各方面的讨论，特别是学者们就发现的地宫及其陶棺的埋藏地点进行了热烈争论。笔者认为，“舍利不一定都放在地宫里。重要舍利会在地宫里，一般法师们的舍利并不需要安奉于地宫。如果塔高两三米也不太可能有地宫，因为无须以地宫为地基。所以关于大殿问题，可能是建塔前先把舍利放在大殿里供人拜，有的大殿是有地下室的，就会把地下室当作临时地宫供奉舍利。龙兴寺的舍利也许就是这种情况。”今仔细阅读砖铭，笔者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砖铭云：“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也指明此批舍利与佛牙佛骨是埋在文殊殿里的，这个地宫遗址很可能是当年文殊殿下面专门用来安放舍利和佛牙佛骨的。这种情况在佛教界非常普遍。最近笔者在湖北某寺院，就遇到寺院将本焕长老舍利安放在大雄宝殿的地下室，亦即地宫里的做法。原因之一是修建一座带地宫的塔，至少要几十米，寺院很难筹措充足资金，而舍利和佛牙佛骨作为佛教圣物，总得有一个去处安奉，国人的传统葬式观念是入土为安，在建塔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故先暂时安奉于殿内。砖铭的”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说的就是这种做法。
从舍利安奉的形制来看，大云寺出土的舍利瓶、金银棺、铜函、石函等舍利套函和及佛祖舍利14粒，均为等级很高的供奉建制。这些出土的文物形制精美，造形独特，是难得见到的古代上乘的工艺品。其中出土的金银棺，已被有的寺院作为重要的当代高僧舍利供养的供具之设计参考。龙兴寺出土的文物与大云寺的文物相比差距很大：舍利的陪葬物非金非银，而且是装在陶棺里，故可以确定这座寺院的规格不高，应该不是像法门寺那样的皇家寺院，或许它就是一座民间一般寺院。法门寺舍利安奉于高塔之地宫，且有皇室精美陪葬品，地宫所记的铭文里面都是当时有名的僧人。但龙兴寺的舍利安奉与此不同，且砖铭中记载的僧名不见于僧传，说明这些僧人不是很有影响的时代人物，但应该是有影响的地方僧人。
《泾州龙兴寺地宫砖铭》记载，舍利安放的时间是“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岁次癸丑五月口口朔十二日壬寅”，即1013年，为北宋真宗执政时期。这时北宋还处于上升阶段，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度童行达17万人以后，宋代佛教进入繁荣时代。真宗执政以后，在京城和各路设立戒坛72所，放宽度僧名额，寺院也相应增加，译经院的组织完备，译出了不少的密教典籍。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1011一1015)，朝廷组织编纂了《大中祥符法宝总录》22卷，赵安仁、杨亿等编修。禅、净两宗流行于时，云门和临济并盛于各地。云门宗雪窦重显(980―1052)著《颂古百则》，大振宗风。律宗赞宁及弟子允堪(1005一1061)，注解道宣的著述。华严宗长水子璇(?一1038)，弘扬教禅一致的思想。慈云遵式(964―1032)、四明知礼(960一1028)和慈光晤恩(912―986)等天台山家、山外两派争论激烈。省常(959一1020)修行净土的推动，各地结社集会益多。儒者张商英，李纲等主张心性学说，融汇佛学。在此背景下，泾州龙兴寺与北宋佛教共同脉动，故砖铭文有”明圣兴隆”、“法教昭彰”的说法。
“龙兴寺”是佛教寺院的常用名。佛教的”龙”是天龙八部神祇之一。印度文化中龙”相当于中国所说的“蛇”，又称那伽(Naga)，长身、无足。八部众之一。有神力，变化云雨。《智度论》曰：“那伽，秦言龙”。《善见论》十七曰：“龙者，长身无足。”慈云之《天竺别集》曰：“天龙一鳞虫耳，得一渧之水，散六虚以为洪流。”《孔雀王经》和《大云经》等说诸龙王护持佛法。佛教视龙为破坏力很强的巨兽，因为龙可呼风唤雨，毁坏生命与财物。经中记载，曾有龙王拔抵，“威神广远，多所感动。志性急憋，数为暴虐。多合龙共为非法，风雨霹雳。雹杀人民，鸟兽蠕动。积无央数。”①
诸龙被佛降伏，佛对弟子阿难说：“属者诸龙，兴恶意者，汝言罪大，不可胜计。自扑在地，发一善心，知佛为尊，命尽为天，此者是也。”②龙虽有破坏力，但是它能呼风唤雨，利万物生长。佛的使命犹如龙施，有对世间万物生命滋养的作用。如“世间一切怪，悉翳施光明。犹如有大龙，兴起云雷电。“③经中说：“为如蛟龙，兴云澍雨、演电光，出正雷音，根、力、觉、意、禅脱、三昧，畅甘露水，流布法雨。”④佛有除暗见明的功能，“如来净智日，悉除三世暗。如龙兴庆云，普雨于一切，身心不降雨，除热得清凉。如来亦如是，兴起大悲云，普雨甘露法，灭除三毒火。”⑤大乘佛教的特点是菩萨信仰，菩萨大士“亦如大龙，兴无盖云，雨于三千大千世界，白谷草木普蒙其润随时滋长。”⑥可见，佛教中的龙有好坏两种功能。这是随着人们对自然和人生的认识深入后逐步深化的。从生命的成长过程来看，大乘佛教对龙的正面评价明显大于负面评价。经中说：“龙反鲛惊，人人皆然，崩天破地，皆从龙兴，内龙不反，外龙不从，福无自然，众生无有。愚冥之子，以虚为实；菩萨大士睹龙平等，内外相应，慈同一等。是为菩萨等游于龙。”⑦
中国人理解龙与印度人不同。龙，是中华文化的图腾，国人对龙非常尊崇。它是集九种动物、合而为一的神物，亦为万兽之首。在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龙排第五，与白虎、朱雀、玄武一起，并称“四神兽”。封建时代，龙是帝王的象征，用来指代至高的权力，故有龙种、龙颜、龙廷、龙袍、龙宫等等。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靠天吃饭的人们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希望寄托在龙的身上，各地都兴建“龙王庙”，人们会到此虔诚祈祷。在建筑与装饰中，龙的地位是最高的，它是中国社会等级的象征。中国佛教中的“龙兴寺”就与皇帝的诉求相关。北凉吕光庶子吕纂杀父自立为王，改元“咸宁”。“龙出东厢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为美瑞，号大殿为龙翔殿，俄而有黑龙升于当阳九宫门，纂改九宫门为龙兴门。”⑧九宫是中国传统易学的正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大面调、双调、商调、越调之总称，在奇门遁甲中代表大地。奇门遁甲分为天、地、人、神四盘，唯有地盘不动，系坐山之实，故九宫代表皇帝坐实之位。吕纂见黑龙升于九宫门，故改其名为“龙兴门”，寓意龙位长保，皇朝兴盛。南北朝时佛门用“龙兴”来喻指皇基。如“陈留阮瞻、颍川庾凯，并结知音之交，世人呼为“八达”。时或嘲之曰：“大晋龙兴，天下为家，沙门何不全发肤，去袈，释胡服，被绫罗”⑨；僧人(宝)“亮为人神情爽岸，俊气雄逸，及开章命句，锋辩纵横......今上龙兴，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时望，亟延谈说”⑩“(宝)志多去来兴皇、净名两寺。及今上龙兴，甚见崇礼”⑪；“后和帝龙兴，重晖佛日”⑫；“唐之末造天下丧.......暨我宋龙兴，此道尚晦”⑬。“龙兴”特指皇基事业发达，长兴不止。
“龙兴寺”名最早见于法显记述。他记载“于阗有一汉寺，名龙兴寺“；“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⑭唐于三藏沙门尸罗达摩曾于此寺翻译《佛说十地经》和《佛说回向轮经)一卷等。唐代佛教进人鼎盛时，寺院遍及天下，“龙兴寺”也在各地广为建立：长安城右街龙兴寺、荆州大唐龙兴寺、永州龙兴寺、房州龙兴寺、杭州龙兴寺、西京龙兴寺、相州龙兴寺、楚州龙兴寺、洪州龙兴寺、零陵龙兴寺、彭州龙兴寺、常州龙兴寺、绛州龙兴寺、吴郡龙兴寺、南阳龙兴寺、温州龙兴寺、唐睦州龙兴寺、洛京龙兴寺、颍川龙兴寺、恒阳龙兴寺、襄阳龙兴寺、东平龙兴寺、苏州龙兴寺、会稽龙兴寺、湖州龙兴寺、朔方龙兴寺、山阳龙兴寺、滑州龙兴寺、吉州龙兴寺、上元龙兴寺、台州龙兴寺、衡岳龙兴寺、镇州龙兴寺、江陵龙兴寺、潭州龙兴寺、端州龙兴寺、衢州龙兴寺、端州龙兴寺、东都龙兴寺、沙州龙兴寺、北京龙兴寺、真定府龙兴寺、惟杨龙兴寺、镇府龙兴寺、枕州龙兴寺、当阳龙兴寺等等。如此众多的龙兴寺，说明在中国佛教寺史上确实有过龙兴寺的兴建过程。这为我们了解泾州龙兴寺的情况提供了思路。
1964年在大云寺遗址内发现的泾川佛舍利，是隋文帝仁寿元年向天下30处颁送的舍利之一。据唐代道宣记载：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御宫之仁寿殿降生日也。帝于此日追惟永往报父母恩，延诸沙门与论至道，欲于海内清静处三十所建塔。下语日；仰惟正觉大慈大悲，救护群生津梁庶品，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共修福业，令使现在未来俱为利益，宜请沙门三十人解法相堪倡导者，各将侍者散官分道，送舍利于诸州，起塔尽州。现僧为朕及皇后太子诸王官人民庶幽显生灵，七日行道忏悔打刹，布施限以十文，以供塔用，不充役丁用正库物。其刺史以下常务停七日，专知塔事，同至十月十五日正午入函一时起塔。帝以起塔之旦，左京大兴殿，西执斑而立延佛像，沙门三百六十人上殿，左右密数三度常剩一人。帝见异僧披褐色覆膊，语左右曰：勿惊置之。及行道散不复见，帝曰：今佛法重兴，立舍利塔必有咸应。果如言矣。⑮
隋文帝颁天下兴建舍利塔，泾州大兴国寺亦在其中。“泾州大兴国寺立塔三处，各送旧石，非界所有，合用为函，恰然相可。”⑯这颗舍利在唐代重新被安放在泾州大云寺，事见大云寺出土碑铭。
“大云寺”是唐代武则天称帝后诏令天下兴建的。《旧唐书》云：“天授元年(690)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⑰在唐人书写的碑文中，李邕撰写并书了《唐大云寺禅院碑》和《唐开元寺碑》。《金石录》卷二十六云：“右唐大云寺禅院碑。李邕撰并书。初武后时，有僧上《大云经》陈述符命，遂令天下立大云寺。至开元二十六年诏，改为开元寺。“武则天去世，还位于唐朝李氏，唐中宗诏毁大云寺，就将象征女皇权利的大云寺废除。中宗即位后，改年号为“神龙”，并在神龙元年发布“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⑱。故《宝刻丛书》引《集古录目》云：“唐开元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并书。开元寺，隋所建，本名正等。唐初改日大云。中宗初，沙门玄沼重修，又改日神龙寺。玄宗亲书额，改为开元碑。以开元二十八年(740)七月立。”也就是说，中宗即位以后，大云寺既有改名为”中兴寺”的，也有改名为“神龙寺”者。《旧唐书》卷七《中宗纪》又云：“(神龙三年二月)庚寅，改中兴寺、观为龙兴，内外不得言*中兴'。”中宗禁言“中兴”，强调“龙兴”，其意在还李氏正统。因为李氏政权经过武则天的篡位，虽然还归李家，选用“中兴一词，并不能完全与武氏彻底分离。要消除武氏的影响，同时又保证今后李家政权能永远持续，特别是不再旁落他人手中，加上适逢中宗继位的年号为“神龙”，故选择“龙兴”一词作为寺院的寺额，无不表现了中宗想让李氏政权再次重新兴盛起来，永远发达的苦心。此事还可以在日本僧人编的“鉴真传”中证之：“是时大周则天长安元年有诏，于天下诸州度僧，(鉴真)便就智满禅师出家为沙弥，配住大云寺，后改为龙兴寺。唐中宗孝和皇帝神龙元年，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⑲但是，中宗很快被毒死，其子玄宗继位。唐代进人开元盛世，经济繁荣，文化发展，政治稳定，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七年“天下诸郡建开元寺、龙兴寺”⑳。不过在玄宗那里，开元寺与龙兴寺是有分工的，玄宗“天下僧道，遇国忌就龙兴寺行道散斋，千秋节祝寿就开元寺”㉑。国家寺院龙兴寺负责“国忌”死后的纪念活动，开元寺则负责活着人与国家的“祝寿”活动。中国人一直都有严格区分生与死两个不同的观念传统，故在处理生与死的问题上，两个寺院的分工非常明确。
龙兴寺成为官方寺院。唐会昌四年唐武宗灭佛，翌年五月，宣宗继位，开始复兴佛教。宣宗接受左右街功德使的建议，“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上都两街旧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两所依旧名兴唐寺、保寿寺。六所请改旧名，宝应寺改为资圣寺，青龙寺改为护国寺，菩提寺改为保唐寺，清禅寺改为安国寺，法云尼寺改为唐安寺，崇敬尼寺改为唐昌寺。右街漆置八所。西明寺改为福寿寺，庄严寺改为圣寿寺，旧留寺。二所旧名，千福寺改为兴元寺。化度寺改为崇福寺，水泰寺改为万寿寺，温国寺改为崇圣寺，经行寺改为龙兴寺，奉恩寺改为兴福寺”㉒以此来挽救被武宗毁灭的寺院。唐以后，龙兴寺仍然重要，后周世宗曾经“废龙兴寺以为官仓，国初寺僧击鼓求复……刺复以为寺”。宋太祖亲征扬州，以该城抵抗激烈为由欲屠城，这时有龙兴寺僧清范面陈太祖劝其放弃屠城，太祖许之。第二年宋太祖“使改龙兴寺为太平兴国寺，立开先殿以奉太祖御容”。㉓虽然太祖改龙兴寺额为”太平兴国寺”，但是传统龙兴寺用来“国忌”的功能仍然没有改变，故宋太宗曾于开宝八年十二月巳酉”幸龙兴寺”。泾州龙兴寺专门供奉收藏的佛舍利，“数满二千余粒，奇哉：宝瓶珠转，灵骨星流!”㉔这一功能与朝廷对龙兴寺功能的要求一致。
宋代寺院是沿续唐代特点而来，寺院内部的结构采用多层院落。例如，苏州重玄寺“石壁在广德法华院西南隅”㉕；释僧竭在五台曼殊院尝转经”㉖；“广州文殊院圆明禅师，“尝游五台山睹文殊化现，乃随方建院以文殊为额”㉗；宋仁宗为明悟禅师，“建华严院以居之”㉘；僧人无著“坐般若院经藏楼前，有二吉祥鸟，当无著顶上，徘徊飞翔数匝东北而去”㉙；扬州龙兴寺法慎“心奉西方既嘿而灭于龙兴寺别院”㉚；山东北宋充州龙兴寺出土的舍利碑记载了该寺里面有泗洲院、华严院、延圣院、上生院、慈氏院、东罗汉院、南观音院、千佛院、东律院、水陆院、文殊院、三圣院、观音院、东弥勒院、炽盛光院、七祖院、孔雀院、因明院、西罗汉院、释迦院、天王院、多宝院、西弥勒院、东京等觉禅院、经藏院、三学院、经藏院、无量寿院、地藏院、观音院等几十个院，无不表明了宋代寺院的多重院落之特征。泾州龙兴寺曼殊院就是“文殊院”，说明这座寺院的规模不小，沿用旧制，一定是有多个分院的寺院，曼殊院也只是寺中诸院之一而已。
泾州是长安的门户，地理位置重要，且与佛教渊源深厚。现存的南岩寺，是北朝佛教所凿，“建厥泾阳，简兹名埠。重峦烟蔚，景气之初交。川流泱，鲜荣之后畅。飞峭合霄，玄崖吐液，峙冥造之形。风水萧散，囑韵之勢。命匠呈奇，竞工开剖，积节移年，营构乃就，图双林之遗于玄堂。规住圣之鸿质，则巍嶷于虚室，群像垂霄容之朗，众影表朱光之鲜，晖晖焉”㉛。(后秦姚)“装自陕西风翔庄浪路泾州入长安，即皇帝位，改元建初，国号大秦”㉜。唐玄奘从印度回国以后，给皇帝上表，就在泾州等待朝廷的召见。泾州的佛教，除了前面讲到的隋文帝颁舍利，感应排在第三位外，还有与悟空法师从印度带回的佛牙有关。玄宗朝时，罽宾国愿附大唐，遣大首领萨婆远乾与三藏舍利越摩，于天宝九载来朝阙庭，请使巡按。第二年“玄宗皇帝勃中使内侍省内寺伯赐绯鱼袋张韬光，将国信物行，官奉佛四十余人”㉝前往宾，后魏拓跋氏之远裔车奉朝也蒙恩，被朝廷授予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员外，置同正员，令随使臣，取安西路前往。车奉朝在健陀罗国出家，号达摩驮都，华言法界，回国后住长安章敬寺，取名“悟空”。他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牙一颗，经学者考证，就是现在珍藏在山东汶上宝相寺的佛牙。五代襄阳洞山守初禅师出家后，曾经“诣泾州舍利，律师净圆受具足戒，始游律肆”㉞。守初禅师在泾州瞻仰的很可能就是隋文帝颁布的那颗舍利，五代名士孟诜至泾州，寺中维那告曰：“寺右古塔余基，凋零荒芜，但有光影之奇，必是遗好(舍利)，苦于财力，无法修茸。㉟诜请资助，遂开砖宝，爱得石函，获舍利14粒。大周延载元年(694)七月十五，诜复临泾州，主持将舍利安置于新修大云寺中。明初洪武年间，泾州大水毁古城，大云寺与其宝藏惜埋于地下，至1964年重现。宋朝未建，宋太祖过泾州长寿镇寺，“沙门知非凡人，阴使人图上容于寺壁，后以其寺有御容，遂为官所护”㊱。惜《泾州龙兴寺地宫砖铭》所载“念《法花经》僧云江、智明”、“当州本寺管内僧正惠照大师、赐紫义英口，助缘比丘义演、表白大德义捷，小师惠远、梁吉书”等人，无相关史料可查。《法花经》即《法华经》，为天台宗的宗经。住在曼殊院里的云江与智明两人以念此经为业，他们或是天台宗的传人或是有心奉持天台教义的僧人。
总之，泾州佛教源远流长，但是史料还不够多，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龙兴寺是大云寺的延伸，大云寺是兴国寺的延伸，政治是三个寺院的外在表现，舍利是联系这三个寺院的内在线索。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有其内外发展的理路。
文章来源：杨曾文：《泾川佛教文化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参考文献：
①(吴)康僧会译：《旧杂臂喻经》卷下。
②(吴)康僧会译：《旧杂臂喻经》卷下。
③(东晋)瞿县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三十六。
④(西晋)竺法护译：《度世品经》卷五。
⑤(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十。
⑥(姚秦)竺佛念译：《十住断结经》卷五。
⑦(西晋)竺法护译：《佛说普门品经》。
⑧(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二。
⑨(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四(义解一)。
⑩(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八(义解五)。
⑪(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
⑫(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九。
⑬宋)志盘：(佛祖统纪》卷八。
⑭参见《高僧法显传》一卷。
⑮(唐)道宜：《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
⑯(唐)道宜：《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
⑰(北宋)王博：《唐会要》卷四十八。
⑱(后唐)刘陶等：《旧唐书·本纪第七·唐中宗·唐睿宗》。
⑲[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一卷。
⑳(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
㉑(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
㉒（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本纪》。
㉓(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
㉔(宋)梁吉：《泾州龙兴寺地宫砖铭》。
㉕(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六。
㉖(宋)赞宁等：《宋高僧传》卷二十七。
㉗(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一。
㉘(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五。
㉙(宋)延一重编：《广清凉传》卷中。
㉚(宋)赞宁等：《宋高僧传》卷十四。
㉛(北魏)《南石窟寺之碑》。
㉜(元)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二。
㉝(唐)勿提提犀鱼译：《佛说十力经》。
㉞(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
㉟黄心川：《泾州舍利源流记》，《弘法》第35期。
㊱(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卷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