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云寺、大云经、
女皇帝武则天与泾川大云寺复建因缘
山西省佛教文化基金会 王宝库
普天之下，古刹禅林伽蓝梵宫无数，其名称之命定及其内涵，必然与佛菩萨和佛教谛义有关，并且大多可以见字而知义，唯以“大云”为寺名者，令人莫名其妙：状云之语有黑、白、乌、彩、彤、雨、浓、淡……之谓，却不以“大”“小”论之。焉何古今佛寺多有以“大云”命名者，且似乎群体涌现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时刻?
个中情由，深研细究，不但有意思，而且有意义。查阅佛教典籍，令人豁然开悟：原来以“大云”为名的寺院，其得名与天上云朵没有关联，盖源于佛教经藏《大云经》。寺、经同名，寺以经名。《大云经》乃《大方等无相经》之异名，亦称《大方等大云经》、《大云密藏经》、《大云无相经》，由天竺高僧昙无谶于北凉时在敦煌翻译。
五胡十六国时期，胡人统治者诚心向先进的汉文化学习求教以驾驭治下之民。创建北凉政权的卢水胡酋沮渠蒙逊及其子沮渠牧键皈依佛门，用佛教思想安邦治国，竭国家财力聘请高僧翻译佛经。《大云经》译本的问世，就在此一时空区间。
《大云经》译者昙无谶乃中天竺人，六岁丧父之后接受母亲的提议，遁入空门，十岁学经，十年之后业已诸熟大、小乘经六万余颂。他在北凉玄始年间(412―427)受沮渠蒙逊迎请至北凉国弘扬佛法，并且从事佛教经典的翻译，卓著贡献，史籍多有记载。
昙无谶所译《大云经》计六卷三十七品，因为经典所载内容是佛为大云密藏菩萨所说种种不可思议解脱之法门，故此经遂以大云密藏菩萨之名为经名，并且由佛祖释迦牟尼亲自命定。诚如经中所言：南方诸天子来问经名，佛答三名，即大云、大般涅槃、无相，并且授记末法时代之事。其中的第三十六品说祈雨之神咒，故普天之下的大云寺古来多有祈雨仪典轮番上演，酿成民俗，长盛不衰。
《大云经》第三十六品《如来涅槃健度》和第三十七品《增长健度》尝言，“即以女身，当王国土”。此佛经说：有天女名“净光”，在王舍城听佛宣讲《大云经》，佛告之曰：“如是四人，今于我世为法重任。不但今日，方于未来，复当护持我之正法。”净光天女问佛：“我今未知如是四人，斯为是谁?”佛答：“尔时大臣，即今善德婆罗门是。是婆罗门于我灭后百二十年，王阎浮提高阿叔迦，住于波梨弗罗城中，姓无邪氏，得转轮王，所有福、德二分之一，于阎浮提彼大自在，护持正法，作狮子吼，为法流布，大得舍利，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见恶比丘，治令修善……时王夫人即汝身是。汝于彼佛暂得一闻一《大涅槃经》。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得大自在，受持五戒，作优婆夷，教化所属城邑聚落男子、女人大小受持五戒，守护正法，摧伏外道诸邪、异见。汝于尔时，实是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此佛经说，净光天女“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当知乃是方便之身，非实女身”。另外，还说南天竺有无明国，王后生育一女，名叫“增长”，姿容秀丽端庄，人见人爱。女孩持戒护法，精进不懈，该国得此女护持佛法之报应，遂致五谷丰登，人民快乐无忧，令邻国诸王钦敬仰慕，故咸来归附。无明国王驾崩之后，增长王女受朝廷诸位大臣拥戴登基接王位，威振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承奉归附，无有抖胆与无明国相抗衡者。
佛经中塑造的国王形象数量浩瀚，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却只有《大云经》所说者为女性，且系净光菩萨轮回转世。这一异乎寻常的说法，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唐武周女皇帝武则天的高度重视。
中国封建社会是男人一统的天下，皇帝向来属于男子的专利而与女性无缘。大唐社会的大开放态势和大自由格局，使中国妇女在封建社会获得了空前的大提高，于是出现了大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
唐代社会虽然开放自由，但是女人当皇帝却不可能一帆风顺，朝野上下的反对声浪此起彼伏，暗潮汹涌。《大云经》有关女国王的生动记述，为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提供了史实依据。于是，有若干不乏政治企图心的僧人缘此而附会武则天，以女身登皇帝位于史有据，上合天意。据《旧唐书》之《则天本纪》记载：“载初元年(690)秋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九月九日，革唐命，改国号曰‘周'，改元为‘天授'。”明乎此，遂可解唐武周时期大云寺群体涌现于大中国诸府州的历史之谜。
值得庆幸的是，本人与陇东泾川大云寺之复建，似有先天宿定的不解之缘，并且厕身其间参与了古州名刹的恢复重建之盛事。
“缘”是什么?《大乘义章三本》说：“缘者由藉之义。缘别不同，故分为四：一者因缘，二者次第缘，三者缘缘，四者增上缘。”此说有些玄乎而令人费解，依个人理解，“缘”就是“因”与“果”之间那条虽然肉眼看不见却实实在在存在的连接线，它将人们事先并不知其有关联的事物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神乎其神，不可言说，类似物理学之所谓“碰力线”。有歌词日：“聚散皆是缘，离合总关情”。所唱者正合此理。
甘肃泾川与山西太原山川阻隔面相距千里之遥，但是大云寺的复原重建之规划设计，甲方偏就选定了远在太原的山西亨瑞建筑设计研究院。因与该院院长是忘年交好友，应邀充任该院顾问，彼此共事多年而配合默契。当获知所建者是大云寺，寺院塔基地宫内发掘舍利子14粒之后，便隐约地感知；泾川与太原有缘，此事必成，并且功在千秋，利在当代。
当时并未查阅史料，并且由于对泾川大云寺详情不甚了解也无从查起和无处可查。窃以为；中国人喜阳数，故一般塔基地宫所藏舍利子者皆为奇数。14乃偶数，即阴数。据此推断，此事极可能与武则天有关。武则天乃并州文水县人，而李唐王朝又发端于山西，起事于太原。由山西太原的建筑设计研究院及其“李”姓院长从事大云寺的复原重建规划与设计，既由先天缘份锁定，亦乃后天情理使然。
2007年3月下旬赴泾川实地考察，看到这里的山川形势，感受极深：泾川县城夹峙在两山之间，地势凶险，乃西域通中原之要冲。对于京都长安而言，泾川就是颈项，就是咽喉。扼颈项、锁咽喉，首脑必然窒息，生命就会终结。京城及国祚之安危，当系于此。此地所建梵刹，当应雄浑，不可巧俏；武则天乃唐武周女皇帝，故梵刹必具唐风，不可上延和后推。
当时，大云寺复建已有初稿，设计图纸记得是明清风格的九开间大殿。为了消除原设计风格的影响和约束，在3月30日由甲方主持、泾川县各级各部门主管领导参加的设计方案汇报会上，就大云寺恢复重建工程之文化定位和建什么、为什么建、怎么建诸问题作了具体陈述。为了说服甲方放弃初始方案，特地就李唐王朝的大开放态势与大自由格局，以及唐代妇女解放问题详予阐释。文化定位陈述和设计方案汇报，获得了甲方的基本认同。这使雄浑壮阔、大唐风韵的泾川大云寺，自此由理想走向现实。自设计方案定稿至复建工程告竣，迄今已时逾五年，甲乙双方的彼此合作令人惬意而酣畅。这种合作充满了真诚，洋溢着热情，因缘俱足，事在必成，没有铜臭味，没有市刽气。此种合作方式在当今社会似乎罕见，倍觉珍贵，堪称典范。倘若世人皆如吾，我们在当今留给后世的，便不会是垃圾，而只能是珍品。
文章来源：杨曾文：《泾川佛教文化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