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阮”“共”关系及阮国疆域探索
刘玉林
商周时期泾水流域有许多方国，阮共、彭、芦、密须、虞、瑞等，其中有的是“戌狄之邦”，有的是殷的联盟势力。历史上的阮共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皇矣》篇里，文中有“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俎共、王赫斯怒，爰振其旅，以按俎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的描述。诸多书籍及辞书的解释多不相同，有阮共一国说，阮共二国说.更有把“阮俎共”说成三国的，如东汉郑元《诗经笺》云，“阮也、俎也、共也，三国犯周，而文王伐之"，就认为是三个国家。唐代孔颖达疏曰“毛以“俎”为‘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为周地，为密须所侵。”则阮、共是为两国，《大清一统志》卷290《泾州》古迹条：共邑，在州北五里，《诗·大雅》，“密人不恭，侵阮俎共”，郑笺：“共、阮国地名，今共池是。”共、阮国地名，这样就成一国。
《考古学报》1977年第三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在西周初期泾渭流域形势图及泾水中上游西周墓葬出土地点图中，把阮标在古城东泾明乡境内，把共标在古城北玉都镇附近。著名陇史学家祝世林先生在他的《平凉古代史考述》中也说：“阮国在泾川东部"，“泾川县水泉寺有共池，相传为共国都城遗址”。古代史学家郑笺则认为“共，阮国地名，有共池是也"。这三部古今比较权威的版本，意见尚不一致，可見这一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笔者认为，密须在今灵台县境，阮共在今泾川县境，这些方国的具体位置.还是近三四十年根据文物普查在与考古发掘资料逐步认识的，密须的中心在今灵台百里镇，附近有战国古城残迹，有密康公慕和多处西周墓群。阮共有共池遗址，在今泾川县城北水泉寺，即泾州古城。
一、泾川境内的商周文化遗存
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第一次文物普查资料统计，泾川境内共发现商周文化遗址42处(不包括以后新增加的内容)，遍布全县各个乡镇，有些遗址暴露面积大，内含丰富，大多数遗址埋藏较深，地面只能捡到少量陶片。由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有限，还不能准确地区分商与周的区别，所以这些遗址中不排除含有先周文化的可能性。笔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官山植树造林大会战时，在官山林场的一个深山沟里捡到两件陶器，一罐一鬲，当时认为是西周器物，现在看应属先周刘家文化类型。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商周时期阮国境内的广大地域都有居民居住。以蒜李坪遗址为例，我们调查时这里正在进行改土大会战，开挖区正好在遗址中心区，地里到处是灰烬陶片，还有很多残破的陶器，以罐鬲为最多，还有相当比例的新石器时代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片、客省庄二期类型的红黑陶片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绳纹和素面陶片等，这是我们在普查中见过的遗物最丰富的遗址。也许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里还有不少重要遗址被连根挖掉，只是没有碰上文物普查队，没有做好记录罢了。再加上这里出土过晚商铜鬲，使一些学者误认为这里是一个封国的所在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泾川水泉寺有共池和盘顶子夯土台遗址，共池在今水泉寺(今城关中学)院内，为一长方形石砌水池，中有瓦亭，方广一亩，是史学界公认的、史书上记载最早的共邑(或曰国)或阮共的唯一标志，己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清乾隆年间被列为泾州八景之一，名曰“共池涌碧”，1980年前后被填平，遗迹尚在。盘顶子夯土台遗址，在今城关中学西约半里许的高山岗上，南北向长约30米、宽约20米，夯土厚2-3米，顶部平坦，一亩有余，高5-10米正南土台正中，出土过一个倒扣的绳纹陶罐，口部垫一块近方形的白色石板，内有人头骨和硃砂粉未，台基周围为大片的商周文化层。最近经甘肃省考古所、西北大学、陇东学院等有关专家进一步考察，均认为为商周建筑无疑，但在功能上认识尚不一致，有城墙、瞭望台、将台、墓葬、祭坛等看法，有待进一步确认。不论是什么，在商周时期生产工具非常原始落后的情况下，要在高山顶上筑起这么高大的土台绝非易事，它肯定有非常重要的实用功能。经过三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应采取措施加强保护。
泾川境内出士青铜器的地点九处，城关水泉四出土商代剑鞘一件，玉都下坳出土商代铜觚、铜爵各一件，泾明蒜李商代墓出土铜鬲一件，泾明出土商代弦纹鼎一件，城关瑶池西周墓出土兽面纹象头足青铜甗一件，城关蒋家出土西周涡纹青铜鼎一件，窑店西门出土西周蝉纹青铜鼎一件、黑河焦村出土西周青铜鼎、簋各一件、党原出士青铜车軎銮钤等车马器。这儿处地点出土的器物多是一地一件，最多的只有两件。把这九处地点出土的器物全部加起来，还不如密须国境内一个墓葬出土的多。但从时代上看，阮国铜器的年代要比密须国铜器的年代为早，以白草坡西周慕出土的铜器为例多为成王康王时期，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也大多是这一时期的，有些还可能是昭王、穆王时期，武王以前的铜器较少。
二、阮国的疆域
以密须国为例，目前意见比较集中的看法认为在灵台县境之西，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在灵台县东的雷家河考察时征集到四件印有“崇密"或“密市”陶文的陶器，二件灰陶双联仑，二件灰陶罐，这些陶器是战国时期的器物，在古代，如无特殊原因地名是不会轻易更改的，密字陶文在雷家河的发现说明密须国的疆域己达到了今灵台县的东境，横贯县境东西。一个方国绝不是指一个城市，而是以这个城市为中心的一大片疆土，可能包括了今灵台县的大部分地域。
阮国的疆土同样也不是指一个城市。从泾川出土商周铜器情况看，东部有泾明蒜李，出土商晚期有族徵文字的兽面纹鬲，墓中有腰坑、殉狗；南部有黑河焦村，出土西周铜鼎、铜簋各一件，当年笔者闻讯前往调查时，铜器己被文物贩子买走，只见到几件残破的陶鬲陶罐，现场堪查确认，出土地点应为一处西周家族墓群。西部有党原，出土过商周时期的銮铃、车軎等车马器，传说八十年代初，这里有人把兽面纹铜簋买给了废品收购站。北部有玉都下坳，出土过商代铜觚、铜爵。由此可以看出，阮国的疆域应东到蒲河、南到黑河、西到党原、北至红河一带，基本上包括了今泾川全境。以山川河流的自然走向为界可能是古今划分疆域的贯例。而共池正处在这一地域的中心，应是阮国的国都所在地，这个国都就是共。所以，笔者认为，共不是国名而是邑名、城市名、国都名。再从现存文物古迹及古地名考察，水泉寺有共池是古今史学界公认的共的唯一标志，而水泉寺村有阮陵，陵的具体位置因年代久远尚待考证，但古地名却一直延用至今，民国以前水泉寺叫陵乡，民国时期修建的水利灌溉渠叫阮陵渠，清乾降年间定名的泾州八景之一的“共池涌碧“也都在今水泉寺。阮陵和共池都是不可移动的古迹、二者长期并存三千多年，如果说是两个方国，阮国国君的陵怎么会埋在共国的国都？很明显阮与共的关系就中国和北京、甘刺和兰州、庆阳和西峰一样，前者是指地域性行政区、后者是指行政区的中心。
三、方国内的下一级建置
商周时期，青铜器是有权势的贵族专用的器物，直到汉唐时期贫民百姓也是不能使用的，一方面是等级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使用不起，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地方(不到一个县的范围内)会有多处发现青铜器物呢？如灵台县，除认为是密须国所在地百里以外，新集、姚李、独店、什字、荆家庄等地；泾川县除水泉寺外蒜李、下坳、焦村、蒋家、瑶池、西门等地也发现青铜器。这说明有使用青铜器资格的贵族不完全都住在国都内，有些还住在距国都较远的遍远地带。他们为什么要住在那里呢？这应该和封国内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关，整个国家和方国受商周王朝的节制，方国内又下设许多下一级的行政机构，由次一级的贵族进行管理，受封国国君的节制和管辖，来维护封国的统治。可以说在商周时期，整个国家和封国已基本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系统，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1.封国内贵族的爵位等级是不同的，阮国国君的爵位目前还没有资料得到确认，但以鄰国密须为例可以看出国君的地位。《史记》周本纪中有“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遊于泾上，密康公从”，密康公得三美女，不献给共王，一年后共王灭密的史实。这里明确指出密国的国君为公爵，当时的共和密须都是实力相当的封国，阮国国君的位地应与密国等同，可能也是公一级的爵位。另外，从密须国出土潶伯、爰伯、并伯铜器看，除公爵外还有不少爵位更小的贵族。阮国也不应例外。
2.封国国君有分封自已亲族的权力，《史纪》周本纪有“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职。桓公卒，子惠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从这段故事可以看出，受封的公爵可以世袭爵位，还可以分封自巳的亲族管理一方行政事务。密须国的潶伯就是封于封国内黑水一带的伯爵，爰伯和并伯也是如此，阮国的国君也不例外，也应有分封自已亲族的权力。
3.封国国君封分给其他爵位贵族的封地，都是适宜人类居住，自然条件比较好，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据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物普查统计，泾川县境内42处商周遗址中，绝大多数是叠压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上的，而出土过青铜器的地点，无一例外的都是条件较优越的地方。大部分在今乡镇附近，有些则在比较宽阔平坦的二级阶地上。也许正是这些小贵族的到来使这些地方成了小范围的集市贸易中心，逐渐形成了乡镇的雏型，有些则因人口的增加，地域太小而迁陟。如蒜李坪遗址，曾在新石器时代、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都有过一度的辉煌，后因地域太小而废弃。
4.商周时期的分封制，为后来秦封郡县打下了划分地方疆域的基础、小贵族的封地，也为以后的小集镇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目前，除密须、阮国的疆域逐渐清晰以外，崇信境内的九功、余家湾、赤城、铜城等地的商周遗址；平凉境内的四十铺庙庄、窑峰头大陈、及花所、白水、柳湖、安国等22处遗址；静宁境内的仁达、李店；庄浪境内的南坪、盘安、朱店、万泉等，这些县境内的连片的遗址都可能是一个方国的版图。这些地方除余家湾、庙庄、大陈搞过发掘和试掘以外，其他地方都只是作过地表调查，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墓地，以崇信余家湾为例，因偶而出土了两件铜器而找到了大片的墓地，从而可以确定其为一贵族行政长官的家族墓地。
四、庄浪朱店、万泉一带出土的商周铜昂和铜鼎
不久前笔者见到两件晚商或早周青铜器，一件兽面纹锥足园鼎，一件兽面纹象头足双耳铜鬲，据传出土于庄浪朱店万泉一带，两件铜器时间早、规格也比较高，由此证明商周势力己达到陇山以西，而且有高级贵族管理。所以，我们绝不能认为出土青铜器的地方就可能是封国的所在地，一个封国也绝不是一个城市那么大，封国的疆土应以山川河流、同期遗址的连片分布来统盘考虑，因此，在认识方国的思路上是否应放大视野作适当调整。
2014年1月20日于平凉
文章来源于刘玉林先生文集《三鸭堂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