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泾川佛教文化的一点认识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杜斗城
泾川是甘肃东大门，是“丝绸之路”自长安北上的第一大站，自古以来这里就积澄了非常深厚的各种文化。近些年来，泾川的佛教文化又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
一、泾川的佛教造像
泾川什么时候有佛教虽无文献记载，但考古资料却弥补了这一不足。20世纪泾川出土了十六国时期的华盖鎏金铜佛，其是中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鎏金铜佛像之一。属于这个时期的鎏金铜佛像，在全国极为少见。此像的发现，不仅证明早在十六国时期，中国已有完美的鎏金佛像铸造艺术，且为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断代提供了标尺，在佛教考古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此后的北朝时期，特别是北魏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兴盛，泾川佛教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时期。泾川一县，即有王母宫石窟、南石窟两个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此两石窟规模之宏大，造像题材之特别，造窟者地位之显赫，皆为北魏境内少见。与此同时，沿泾河两岸的山崖上，断断续续所开凿的600多个石窟，即今被称为“百里石窟长廊"的众多窟龛，很多也应是北魏时期所凿。特别是北魏宣武帝敕造的嵩显禅寺，今虽无存，但无不说明了北魏统治者对泾川佛教的重视和支持。此外，泾川县博物馆现还收藏近百件北朝时期的造像塔、造像碑及佛、菩萨像等。所有这一切均能证明北魏时期是泾川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二、泾川三次发现佛祖舍利
1964年在泾川水泉寺(古泾川城内)发现了金棺银椁及佛舍利。这批极为精美的文物现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常代表中国文物精华在国外展出。更为珍贵的是，同时出土的石函上有朝散大夫行军司马孟诜所撰《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1000多字。明确记载了武周大云寺安葬舍利的因缘和参与此盛事的人物等。中国境内虽发现过不少舍利石函，但很少发现铭文，上千字铭文更为少见。所以郭沫若先生评价此次发现时说“舍利石函，贵在石函”。
1969年，在水泉寺五队又发现了一个舍利石函，函盖有“比丘慧明造舍利石函”字样，函体正面阴刻铭文96字，背面浅雕两供养人及双狮像等图案，石函内大小铜匣相套，内琉璃瓶中存舍利数十枚，石函铭记其时为北周天和二年。2005年，其地又出土了高1.8米的立佛造像。说明此处应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寺院。北周时期的佛祖舍利，国内少见。泾川的这次重要发现又为研究佛祖舍利在中国的流传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2013年1月，在泾川新建的大云寺东墙之外，拓建道路时，发现了从北魏至宋代的佛教窖藏。其中有佛、菩萨像及造像碑等。与此同时，在窖藏附近又发现了一处瘗埋舍利的地宫，此地宫四面砖封，内置陶棺一具，棺内木质漆盆2个，内有舍利瓶6个，共发现佛骨舍利等1700余粒。在陶棺尾部立正方形砖一方，上阴刻铭文共425字。记其埋葬“诸佛舍利”“约二千尔粒"，时间是“维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埋葬舍利的人物是“泾川龙兴寺曼殊院念法华经僧云江，智明”。宋辽金时期的舍利，在中国南北地区多次出现，泾川这次发现的特殊性在于其有明确的时间、地点、人物等记载。其中提到的龙兴寺不见于文献记载，龙兴寺中还有“曼(文)殊院”，可见龙兴寺的规模不小。从砖铭“念法华经僧云江、智明"等文字来看，宋代泾川佛教净土宗流行。此外，把舍利安葬于文殊菩萨"殿内”也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三、泾川的佛教碑刻
泾川发现了数通极为重要的佛教碑铭石刻等，计有：
(一)《南石窟寺之碑》
此碑乃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开凿南石窟寺时所立，碑中记载了南石窟开凿的因缘，造窟者的目的及参加者的姓名等。据此碑提供的资料，可准确地断定泾川南石窟及庆阳北石窟的造窟年代。中国各地虽发现有很多北魏石窟，但有的没有记年，有的记年不清。《南石窟寺之碑》的存在为佛教石窟考古断代建立了标尺，意义重大。同时，其碑书法价值更为学界重视。罗振玉说此碑文字“从分隶出，颇似《中岳庙碑》”；陆维钊认为此碑书法“近于《石门铭》而用笔方圆皆能……与其学《釁宝子》，尚不如学《南石窟寺》”。正因为此，《南石窟寺碑》之拓本，自清末以来，就被书法家奉为至宝，一纸难求。
(二)《敕赐嵩显寺碑记》
此碑原物已佚失，但有民国时期的拓本存世。碑文记载了泾川境内目前发现的由皇帝敕建的第一座寺院的经过，主持修建者和泾川所辖各郡县出资者的官职名单等。此碑对研究早期泾川佛教的发展历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嵩显寺由北魏泾州刺史高乘信奉宜武帝之命而建，充分说明了泾川当时地位之重要。同时，此碑的书法价值是很高的。
(三)《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
此《铭》即郭沫若先生评价极高的“石函"，其出土之后，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考古发掘简报中即公布了全文。但其录文有不少错讹，特别是对文中的武周新字(即武则天在位时制造的几十个汉字)未能识读。今人所编(全唐文补编)照录前文，留下不少遗憾。本人有《（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跋》一文，考证了《铭》文作者孟诜的生平事迹等，又重新录文、注释附后。此《铭》的重要性前文已涉及，此不赘述。
(四)《元世祖忽必烈圣旨八思巴文碑》
1277年，忽必烈为保护泾州镇海寺颁布圣旨，其用八思巴文损写的碑文至今仍保存于泾川，国内少见。此圣旨向当地官员等告示，“不能随便住泾州花严海印水泉禅寺的房舍，不要抓捕马支应，不要抢夺水土、碾磨等”。此圣旨的重要性在于两点：其一，说明蒙元帝国虽强烈推行藏传佛教，但对内地的传统佛教(汉传佛教)也采取了保护政策，是研究元初宗教政策的绝好资料；其二，说明泾州在蒙元初期还是“丝绸之路”的重地，其佛教寺院直接受到蒙元帝国皇帝的重视。
(五)《金大安铁钟铭文》
此钟现还悬挂于泾川王母宫山顶钟亭，原为王母宫山佛寺用物。为金代完颜永济大安三年(1211)所铸，钟通高1.9米，重约5000公斤。钟上部铸有“皇帝万岁，臣佑千秋，国泰民安，******常转”16个楷书大字；下部铸有八大菩萨、供养人题记等。供养人题记中有很多村名、信众名等，皆为研究金代民间佛教活动、信众分布结构及基层组织的难得资料。金代佛教文物在西北遗留较少，如此大型且有铭文的铁钟，亦为国内少见。泾川还发现了很多有文字题记的佛教碑刻等文物，此不赘举。
总之，泾川县佛教文物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特点之明显，在全国是少见的，在甘肃的地位仅次于敦煌。泾川这些佛教文物的保存，充分证明了历史上泾川佛教的盛况和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展现了历史上泾川作为“陇原明珠”的光辉一页。
关于历史上泾川佛教为何如此兴盛，很多学者都有讨论，特别是平凉、泾川的当地学者有不少独特见解，值得重视。如他们指出，泾川的气候温和，物质保障充裕；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关陇要冲；朝廷倚重，政治因素等。我认为这些看法无疑都是很正确的，但对“朝廷倚重，政治因素"这一点，有些内容还未涉及，需要进一步深入。
历史上，泾川佛教一直受到封建帝王的特别支持。如北魏宣武帝敕建泾州嵩显寺，隋文帝下诏在泾州大兴国寺建塔葬舍利，武则天敕建大云寺供养舍利，唐宣宗敕建高公佛堂，宋真宗敕建解脱禅院，元世祖、明孝宗下敕保护泾州花严海印水泉禅寺等等，都说明泾川佛教一直受到历代帝王关注。特别是泾川佛教发展的早期阶段——北魏时期，泾川佛教与封建帝王和政治势力的关系更应得到重视。北魏太武帝时设泾州，领6郡17县，泾州管辖地区非常广大，似今天“省会”一级。更为特殊的是，泾州为安定胡氏的老家。北朝时期的安定临泾(治在今泾川城泾河北岸古城)胡氏，地位非常显赫，皇后就出过四位：先有胡太后，后有胡太后从兄冀州刺史胡盛之女嫁于魏明帝，立为皇后；北齐时，一位为齐武成皇后，一位为齐后主皇后，前者在武成帝崩后被尊为皇太后。在这四位皇后中，以北魏胡太后影响最大。先是，胡氏为宣武帝皇后，宣武帝崩后，孝明帝继立，尊为皇太后，史称“灵太后”。这就是说，当时的安定临泾是权倾一时的胡太后的“娘家”，宣武帝的“外父家”，孝明帝的“舅家”。《魏书》中载胡氏“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其权柄在握之状，由此可见一斑。又谓“(灵)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亲览万机，手笔断决。“说明她不但多才多艺，而且非常聪明，还通了佛经大意。其掌权时还在洛阳宫侧建水宁寺佛塔，高达九级，雄伟壮观，僧尼赴会者数万人，一时称为奇观。《通鑑》梁武帝天监十五年(516)谓“自佛法传入中国，塔庙之盛，(至胡氏时)未之有也。“又谓“(胡)太后好佛事，民多绝户为沙门，“与此同时，其还派敦煌人宋云去印度取经(见《洛阳伽蓝记》卷五)。也就是说，胡太后非常佞佛，故在其掌权时，佛教在洛阳兴盛一时，并影响了全国。远在陇东的泾川，因为是胡氏的老家，胡太后可能给予了特别关注。这里，又须涉及奚康生开凿的南北石窟寺。南北石窟寺的造像题材皆为”七佛”，“七佛“是佛教用来宜传佛教历史悠久，三世有佛，“护一切众生”，“断一切痛苦”的重要题材。早在十六国时期，在北凉石塔上即有此类雕刻。北魏时期造七佛蕴意更深，《魏书·释老志》载文成帝时，曾“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这是佛教造像“令如帝身”的明确记载。接着，兴光元年(454)又敕有司于(平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各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金。不久，北魏统治者又令从凉州去的高僧昙曜住持修建了“昙曜五窟”(今分别编号为16、17、18、19、20窟)。这可能是前次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造像的一次重复。看来这两次造像，均应包括了未能登位就死去的太子拓跋晃。同时我们注意到，从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以后至宣武帝时(奚康生造南、北石窟时)前面正好有7位皇帝(包括拓跋晃)，这就是：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太宗明元帝(拓跋嗣)、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恭宗景穆帝(拓跋晃)、高宗文成帝(拓跋濬)、显祖献文帝(拓跋弘)、高祖孝文帝(元宏)。奚康生在胡氏的故乡选择七佛题材，应该是北魏王朝前两次为“五帝”造像的又一次重复，只不过是增加了以后相继登位的献文帝和孝文帝。《南石窟之碑》中有文记曰：“皇帝陛下圣契潜通，应期纂历。道气笼三才之经，至德盖五德之纬……自惟鸿源帝乡，庇邻云液，议纵翼亲。论畴懿腑。荣要山河。连基齐晋……”等语，虽未明言奚康生为宣武帝之前的“七帝”造像，但多少透露出其讨好北魏最高统治者的心态。特别是上面碑文中提到的“帝乡”、“翼亲”、“懿腑”、“齐晋”之语，无不表露出奚康生凿窟与北魏皇帝特别是胡氏的关系。《南石窟寺之碑》还罗列了参与造窟的数十官衔人名，虽有很多模糊不清，但现存有关安定胡氏者还有四条，即“别驾从事史安定胡武伯…胡元安……胡季安…胡口”等。可见在胡氏中有许多人参与了南石窟的开凿。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有理由推测，南、北石窟中的七佛是奚康生为宣武帝之前北魏七个皇帝的造像，其大门两侧的二交脚菩萨，应分别是奚康生为“二圣"宜武帝和胡太后的造像。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南、北石窟寺虽为泾州刺史奚康生所开凿(很可能是北魏统治者授权开凿)，但实际上其有北魏"皇家祖庙”的性质。北魏统治者将“皇家祖庙”修建在泾州地是耐人寻味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胡太后的父亲胡国珍与老家临泾的关系。《魏书》卷八十三(胡国珍传)载：胡国珍，字世玉，安定临泾人.……少好学，雅尚清。女被选官，生肃宗(孝明帝)，为太后，史称灵太后也。肃宗即位，以国珍为光禄大夫，灵太后临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并为其赠赐了非常豪华的宅第和帛布牛马等。同时，追崇国珍妻皇甫氏为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户。熙平初，又加国珍使持节、都督、雍州刺史、骠骑大将军等。灵太后、肃宗曾率百僚幸其第，宴会极欢。《魏书》又谓：“国珍虽笃老，而雅敬佛法，时事斋法，自强礼拜。至于出入侍从，犹能跨马据鞍。神龟元年四月七日，步从所建佛像，发第至阊阖门四五里。八日，又立观像，晚乃肯坐。劳热增甚，因遂寝疾。灵太后觐侍药膳。十二日薨，年八十……太后还宫，成服于九龙殿，遂居九龙寝室，肃宗服小功服，举哀於太极东堂。又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可见，胡国珍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其还在洛阳修造过佛像。
值得注意的是，胡国珍生前曾有“欲就祖父西葬旧乡(应指安定临泾)“之意，“及病危，(灵)太后请以后事，竟言还安定”，然因众臣之议，营墓于洛阳。胡太后虽然听从了众臣之议，但常思父亲临终之言，叹曰：~我公之远慕二亲，亦吾之思父也”。这里是说，胡国珍的祖、父之莹皆在“旧乡”安定临泾，他死后想归故里安葬。但是灵太后没有按父亲的遗愿去做，而把其安葬在了洛阳，然她常思父亲临终之言，似乎有点遗憾。
从上述资料可知，安定临泾胡氏因灵太后而显达，其还与安定大姓皇甫氏保持着姻亲关系。正因如此，泾川就成为了人人翘望的风水宝地，其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应该仅次于北魏都城洛阳和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故其佛教的兴盛程度，也仅此于当时的洛阳和平城。这样，我们对泾川有许多北魏石窟，特别如皇帝敕建的嵩显寺，奚康生为北魏七帝所立规模宏大的南、北二石窟寺就很好理解了。
隋唐以来，泾州显然失去了北魏时(主要指灵太后执政时)的政地位，但因接近隋唐都城长安，扼据“丝绸之路”东段，加之其“风水宝地”和以前的佛教基础，泾州的佛教仍有发展。故有大兴国寺、大云寺的建立。可知泾州佛教仍然非常兴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泾川在中国历史上一度是西部的一个佛教石窟艺术宝库、佛教文化交流枢纽、佛教弘扬中心。因此，发掘、研究和保护泾川的有关佛教文化遗产是当代泾川人和有关同仁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泾川佛教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石窟的调査和研究，即对以王母宫、南石窟寺和“百里石窟长廊”的调查和研究。首先要摸清家底，做出内容总录(从石窟的位置、形制、尺寸、窟内造像和壁画题材、时代等方面进行调查整理)。泾川“百里石窟长廊”有很多石窟内无造像。这类石窟中有些可能是僧人用来修行的禅窟和僧人的生活区，从观赏的角度来看，似乎价值不大，但它是研究北朝时期“南义北禅”的绝好资料。这些石窟的保留，说明当时来泾州修行的僧人是很多的。要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开放这些石窟，吸引研究者和旅行者。另外一个是对泾川三次发现舍利的整合与研究。泾川三次发现的舍利因各种原因分藏各处，现应创造条件全部回归泾川保存。舍利是佛教的最高圣物，对舍利的崇拜是佛教徒的强烈愿望和企盼，也是一般民众感到非常神秘的佛教活动。泾川应该在“舍利文化”上狠下功夫，将这三次发现的舍利集中进行保存和展览，展览应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以达到“声、光、色”俱全的“神秘”效果。同时，泾川应该搜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上的有关舍利资料，建立资料库和“舍利研究中心"，以供学者和爱好者研究，使泾川成为一个舍利瞻仰中心和研究中心，或舍利资料咨询中心。①
①参见泾川佛教研究会编：《甘肃省泾川县佛教文化遗存与发现情况介绍》，2013年11月。
文章来源：杨曾文：《泾川佛教文化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