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佛教的传来，供养佛舍利的宗教活动也传入了中国。舍利供养的主要方式是将佛舍利盛放在舍利容器中并瘗藏于佛塔内或塔基下。文献中最早出现有关舍利的记载可上溯至三国东吴的孙权时期，康僧会因感应而获得舍利并造塔的故事。但目前所见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实物为河北定州静志寺佛塔地宫（建于太平兴国二年）出土的北魏兴安二年（453）石函（图1），以及河北定州华塔（建于咸平年间）遗址出土的，由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发愿修建的五级佛图石函（图2）。
图1 定州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大代兴安二年（453）石函
（浙江省博物馆、定州市博物馆编：《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净众佛塔地宫文物》，中国书店，2014，第41页）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陆续进行了舍利塔基的发掘，并不断发现了舍利容器等瘗埋文物。据此，徐苹芳先生1994年在《中国舍利塔基考述》一文中，按年代顺序列举了舍利塔基，讨论了中国舍利瘗埋制度以及舍利塔基形制的演变。他关注《法苑珠林》卷三八中武则天在显庆五年（660）为了迎奉法门寺的真身舍利“皇后舍所寝衣帐，准价千匹绢，为舍利造金棺银椁，雕镂穷奇”的记载，并且根据考古发现中最早金棺银椁的实例，即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出土的武周延载元年（694）舍利容器（图3、图4），首先指出到唐代武则天时期，瘗埋舍利的制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地宫正式出现，盛装舍利使用了金棺银椁。之后，杨泓先生也基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掘的遗迹和获得的遗物，考察了舍利容器的形制变化，针对棺椁形制得出了与徐苹芳先生同样的看法：泾川大云寺舍利塔基地宫和舍利容器的发现，清楚地表明了这时瘗埋舍利的方式已经完全脱离了印度原来的方式，出现效仿中国墓葬制度构筑模拟墓室的地宫，并用中国式的棺椁来进行瘗藏。究其根源，其由来是武则天的创新。此外，冉万里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早期至宋元明时期的古代瘗埋舍利制度进行了综合研究，也认为棺椁作为舍利容器始于武则天时期。
图3 泾川大云寺塔基地宫出土延载元年（694）舍利容器
[李永良主编《河陇文化：链接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走廊》，甘肃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1998，第203图]
目前，高宗显庆年间为盛装法门寺的真身舍利，武则天开始采用中国式的棺椁形制作为舍利容器的这一说法，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通说，笔者也认为极为妥当。但是，其中仍有一些问题待商榷：其一，关于武则天在显庆五年为法门寺真身舍利所造金棺银椁形制的舍利容器，文献记载仅能说明是由她主持施造的而已，并未注明这种形制的舍利容器首创于武则天，因此需要进一步的考证。其二，通过以往的研究得知，至今所发现的最早棺椁形制的舍利容器是泾川大云寺的延载元年遗物，其后棺椁形制的舍利容器盛行于中国各地，在陕西、江苏、河北、山西、四川等地都有出土遗物。不过，对此现象的历史背景，学界尚未进行过深入考察。本文拟在前人之研究基础上，对以上两个问题进一步加以探讨。
现在中国考古学界将武则天视为金棺银椁形制舍利容器的创制者，主要是依据如下记载。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扶风岐山南古塔”条载：
显庆五年春三月，下敕取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皇后舍所寝衣帐直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以龙朔二年送还本塔。至二月十五日，奉敕令僧智琮、弘静、京师诸僧与塔寺僧及官人等无数千人，共藏舍利于石室，掩之。
显庆五年（660）三月，高宗下敕将闻名的法门寺佛真身舍利迎至东都洛阳宫中，而身为皇后的武则天则喜舍相当于绢一千匹的自用衣帐，为佛舍利施造了极为讲究的雕镂九重金棺银椁。龙朔二年（662）二月十五日舍利送还法门寺佛塔，以智琮为代表的奉有敕令的僧人、京师诸僧、法门寺僧人及官人等共同瘗藏舍利至佛塔石室，即地宫之中。
由此可见，这条记载并未写明是武则天最早开始使用金棺银椁形制的舍利容器。不过从结论来说，可能性极高。首先，由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可知，武则天时期之前未出现确认为棺椁形制的舍利容器。例如，隋文帝在仁寿年间先后三次将佛舍利颁布并在全国110多处造塔，关于仁寿元年（601）所造的舍利容器，《广弘明集》卷一七《舍利感应记》中有明确记录：
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 ······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
据此，一般认为，此时制作的舍利容器从外到内依次为石函→铜函→琉璃瓶→金瓶（内存放舍利）。而仁寿年间的《舍利塔下铭》，在雍州仙游寺、定州恒岳寺、青州胜福寺等地都先后发现了方形盝顶盖石函和《舍利塔下铭》石志。至于仁寿四年（604），则有陕西耀州“宜州宜君县神德寺”塔地宫所出土的实物（图5）。据考古报告，石函为盝顶方形，高119厘米、长宽各103厘米，函盖高52厘米，盖面上镌刻“大隋皇帝舍利宝塔铭”九字。石函口内平嵌《舍利塔下铭》石志（高10厘米、长宽各51.5厘米）。石函内，放有鎏金盝顶方铜函大小两件（大：高15厘米；小：高8厘米）和圆铜盒一件，其中小铜函内，放置绿色玻璃瓶和铜瓶各一件。可知，隋代尚不可见金棺银椁的舍利容器。
1990年，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发现地宫，并出土了初唐时期的舍利容器（图6）。石函为盝顶方形，通高58.5厘米、长59.8厘米、宽58.6厘米，盖顶边长30.5厘米，内放置鎏金铜函（盝顶正方形，通高8.8厘米、边长7.7厘米）、木函（残件，考古报告中未注明尺寸）、金函（盝顶正方形，通高4.4厘米、边长2.5厘米，内存放舍利）。石函的浮雕内容以及布局与南北朝至隋代佛座上的雕饰接近，补助纹采用隋至初唐常见的忍冬纹和连珠纹，同时石函内还出土了武德年间铸造的“开元通宝”，可将视其为初唐之作。由此可知，初唐时期亦尚未出现棺椁形制的舍利容器。
与此相比，目前所知最早的棺椁形制舍利容器是泾川大云寺出土的延载元年金棺银椁，其组合从外到内为石函→鎏金铜函→银椁→金棺→琉璃瓶（图3）。除此之外，虽然没有纪年但也被推测为武周时期的遗物，即山西太原晋阳古城唐龙泉寺塔基地宫出土的舍利容器，其组合为石函→鎏金铜饰木椁→木胎鎏金铜椁→木胎银椁→金棺（图7）。
显庆五年在何种情况下进行制作金棺银椁舍利容器？前面《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扶风岐山南古塔”条详细记载了包含法门寺塔的传承、贞观年间出示舍利时所发生的感应故事、唐高宗为了询问可否取得真身舍利而派遣僧人到法门寺、以及通过何种方法获得感应等内容。对于其中唐高宗迎接法门寺佛舍利的部分，以下依次加以考察。高宗在显庆四年九月开始迎接法门寺佛舍利：
显庆四年九月，内山僧智琮、弘静见追入内。･･････又传云：“三十年一度出。前贞观初已曾出现，大有感应。今期已满，请更出之。”上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请有瑞，乃可开发。”即给钱五千绢五十匹，以充供养。
智琮等僧人向高宗建议并请求开示法门寺舍利，理由有二：其一，舍利开示的年限为三十年一次，现这一年限已满；其二，在贞观年间进行的舍利开示大有感应。对此，高宗的响应颇为慎重，认为没有善因就无法取得舍利，因此应先到法门寺佛塔祈请七日，若有祥瑞就进行开示。于是给予钱五千和绢五十匹充当供养。接下来记：
琮与给使王长信等十月五日从京旦发，六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内，专精苦到，行道久之，未有光现。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就而烧香，懔厉专注，曾无异想。忽闻塔内像下振裂之声。往观乃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内三像足各各放光，赤白绿色缠绕而上，至于衡桶合成帐盖。琮大喜踊将欲召僧，乃睹塔内畟塞僧徒合掌而立，谓是同寺。须臾既久，光盖渐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不见群僧，方知圣隐。即召来使，同睹瑞相。既至像所，余光薄地，流辉布满，赫奕润滂，百千种光，若有旋转，久方没尽。及旦看之，获舍利一枚。殊大于粒，光明鲜洁。更细寻视，又获七枚。总置盘水，一枚独转，绕余舍利，各放光明，炫耀人目。
智琮和给使王长信等人，十月五日早上从长安出发，六日傍晚到达法门寺。智琮进入塔内专心行道，但却一直得不到感应。到了十日深夜，智琮在臂上安置炭并烧香，加倍专注，于是塔内三像脚下放出奇异的光，寺僧和给使都视作祥瑞。第二天早上，查看光所灭尽之处，竟获得了八枚舍利。这八枚舍利也出现了放光等瑞相。
琮等以所感瑞具状上闻。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绢三千匹，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余者修补故塔，仍以像在塔。可即开发，出佛舍利，以开福慧。僧以旧财多杂朽故，遂总换以柏，编石为基，庄严轮奂制置殊丽。又下勅僧智琮、弘静鸿胪给名，住会昌寺。
智琮等人将所得到的祥瑞向高宗呈报。高宗就派遣敕使，打开塔基，取出佛舍利，并捐送绢三千匹，下令造与其等身的阿育王像，修补旧塔以安置其像。法门寺据此重修伽蓝，智琮和弘静蒙圣恩迁居于长安会昌寺。
初开塔日，二十余人同共下凿，及获舍利。诸人并见，唯一不见。其人懊恼，自拔头发，苦心邀请，哀哭号叫，声骇人畜，徒自咎责，终不可见。乃置舍利于掌，虽觉其重，不见如初。由是诸来谒者恐不见骨，不敢见其光瑞。寺东云龙坊人，勅使未至前数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远近，或见如虹，直上至天，或见光照寺城，丹赤如昼，且具以闻。寺僧叹讶曰：“舍利不久应开，此瑞如贞观不异。”其舍利形状如小指，初骨长寸二分，内孔正方，外楞亦尔。下平上圆，内外光净。余内小指于孔中恰受。便得胜戴，以示大众。至于光相变现，不可常准。于时京邑内外道俗，连接二百里间，往来相庆，皆称佛德一代光华。京师大慈恩寺僧惠满，在塔行道，忽见绮井覆海下一双眼睛，光明殊大。通召道俗，同视亦然。皆慑然丧胆，更不敢重视。
当敕使等人打开塔基获得舍利之时，有一人无法看到舍利，亦有人在敕使到达法门寺前数日就看到了放光现瑞，这些奇异之事被一并报至高宗。法门寺的僧人相信舍利必将带来祥瑞，把舍利向大众开示。舍利放光不固定。于是长安和法门寺之间的路上挤满了来往庆拜的道俗，甚至在大慈恩寺也发生了奇瑞。关于法门寺舍利颇有灵验之事，上至皇帝下至普通老百姓，人尽皆知，还引起了社会广泛的狂热关注。
显庆五年春三月，下敕取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时周又献佛顶骨至京师。人或见者，高五寸，阔四寸许，黄紫色，将往东都驾所。时又追京师僧七人，往东都入内行道。敕以舍利及顶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顶戴供养。经一宿还收入内。”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
于是显庆五年三月，高宗下敕将法门寺舍利迎入洛阳宫内加以供养，武则天的金棺银椁舍利容器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所喜舍而制造的。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包含高宗下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等有趣的记载，而且为此高宗捐送了“绢三千匹”，此外为了寻查是否能取得佛舍利高宗亦赐“钱五千绢五十（千）匹”，故武则天施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可以认为是配合高宗的一系列喜舍而做出的行为。不难想象，武则天此时更加精心地设想如何能够制作出不同凡响的容器来盛放法门寺舍利，在沿用已有舍利容器的同时，还增添了仿照中国葬具的金棺银椁。因此，虽然因史料所限难以确论，但据如上记载认为武则天创制了崭新的金棺银椁舍利容器，应该无误。
（一）长安光宅坊感得舍利及其颁布
目前所知最早的棺椁形制舍利容器是泾川大云寺出土的延载元年金棺银椁。之后，仿中国葬具棺椁形制的舍利容器被广泛地制作，在中国各地都发现了遗物（见附表），正如杨泓先生的描述，可谓“此风传开，各地仿效，一时建塔瘗藏佛舍利时，无不按照武后所创新制来制作舍利容器。”可是，棺椁形制的舍利容器是如何普及至全国的尚待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曾在仪凤年间将佛舍利颁布于天下。《唐会要》卷四八“光宅寺”条载：
光宅坊。仪凤二年，望气者言：“此坊有异气。”敕令掘，得石晚，得舍利万粒。遂于此地立为寺。
释法成。本姓王，名守慎。･･････仪凤二年，望气者云：“此坊有异气。”敕掘之得石函，函内贮佛舍利万余粒，光色粲烂而坚刚。敕于此处造光宅寺，仍散舍利于京寺及诸州府，各四十九粒。武后于此始置七宝台，遂改寺额。
可知，仪凤二年（677）在光宅坊有“异气”，高宗敕命发掘，由此发现装有1万余粒舍利的石函，后将发现的舍利向在京诸寺及天下诸州府各颁布49粒。正如陈金华和高濑奈津子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潞州梵境寺的《大唐圣帝感舍利之铭》可作佐证。他们都依据《山右石刻丛编》等清代书所著录的录文，但该铭文的拓片仍然存在。据笔者目前所知，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各藏一张（图8）。高63.5厘米、宽58.0厘米，有方形界格，行书，共21行，每行满格23字。依照拓片移录如下（省略空格）：
2.夫八相分容应物而弘摄受二乘命驾自我而开轨辙是以
3. 迷方罕托入寂舍而嫔法妻弱丧无归赴权门而戴慈父俯
4.幻机而践迹道格四生随满愿而呈姿仁涵六趣栉沐三灾
5.之运舟航八苦之津有念必从无求不应然后藏山示尽促
6.耆岭之朝峯变海归空急恒源之夜水双林顾命仍留住世
7.之恩千迭遗身讵陨将来之相可谓生灭慈护终始经营永
8.辟悲田长弘愿力者矣舍利者即释迦牟尼如来般涅槃之
10.光被通议大夫使持节潞州诸军事守潞州刺史上骑都尉
11.贺拔正面承恩授顶戴而还凡四十九粒为青白二色流
12.瓶转匣吐照含明离若分珠争开日月之彩合如聚米各富
13.天地之容一见一闻永清三业且瞻且仰长摈六尘曰以大
14.唐仪凤三年岁在戊寅四月丁亥朔八日甲午安厝于梵境
15.寺旧塔之下恭 皇綍也尒其重扄制玉迭椁镕金征郢石
16.而陈谟命班输而作范极雕砻之变态究象设之闲安朝散
17.大夫守潞州长史崔承休司马戴安业群僚等并洗心申敬
18.濯影投诚如登剎利之期若睹阇维之会僧尼云委士女风
19.趋同瞻四升之姿共惨千行之目愿乘兹介福普证菩提假
20.此妙缘俱清烦恼刊石纪日即修后善对众起信誓断前恶
夫八相分容，应物而弘，摄受二乘，命驾自我，而开轨辙。是以迷方罕托，入寂舍而嫔法妻；弱丧无归，赴权门而戴慈父。俯幻机而践迹，道格四生；随满愿而呈姿，仁涵六趣。栉沐三灾之运，舟航八苦之津，有念必从，无求不应。然后藏山示尽，促耆岭之朝峯；变海归空，急恒源之夜水。双林顾命，仍留住世之恩；千叠遗身，讵陨将来之相。可谓生灭慈护，终始经营，永辟悲田，长弘愿力者矣。
舍利者，即释迦牟尼如来般涅槃之真体也。分形梵国，作瑞神京。乘至奖而幽通，降天慈而光被。
通议大夫、使持节潞州诸军事、守潞州刺史、上骑都尉贺拔正，面承恩授，顶戴而还。凡四十九粒，为青白二色。流瓶转匣，吐照含明。离若分珠，争开日月之彩，合如聚米，各富天地之容。一见一闻，永清三业，且瞻且仰，长摈六尘。曰：
以大唐仪凤三年，岁在戊寅，四月丁亥朔八日甲午，安厝于梵境寺旧塔之下，恭皇綍也。尔其重扄制玉，叠椁镕金，征郢石而陈谟，命班输而作范，极雕砻之变态，究象设之闲安。朝散大夫、守潞州长史崔承休，司马戴安业，群僚等，并洗心申敬，濯影投诚，如登剎利之期，若睹阇维之会。僧尼云委，士女风趋，同瞻四升之姿，共惨千行之目。愿乘兹介福，普证菩提，假此妙缘，俱清烦恼。刊石纪日，即修后善，对众起信，誓断前恶。凡在道场，念兹在兹矣。其文当州学仕张毅制之。
由第9行至第15行得知，在印度分完的舍利因神瑞出现在长安，其中49粒由在长安拜谒皇帝的潞州刺史贺拔正受领后返回本州，于仪凤三年四月八日安置在梵境寺旧塔下。
潞州梵境寺《大唐圣帝感舍利之铭》的第15行至第16行，对于该寺院所进行的供养舍利，有如下记载：
尔其重扄制玉，叠椁镕金，征郢石而陈谟，命班输而作范，极雕砻之变态，究象设之闲安。
为了盛装佛舍利，以精湛的雕刻与铸造技艺，加工玉石和金属而制造了多重容器。其中，载有“叠椁镕金”，尤其值得关注。据此可知，此多重舍利容器仿棺椁形。《长治县志》卷四《金石志》所载清代按语亦可作参考。据此按语，光绪五年（1879）为编纂县志发掘梵境寺址，挖到石甃后发现了四件古碑，其中一件是唐碑。其中云：
舍利青白二色，微莹，类玛瑙，大若豆瓣碎，或如米粒。以琉璃小瓶贮之，外韬铜盒二，装七宝，实以香屑，藏石函内。函绝大中，别嵌一石刻。《沈藩记略》云：“王获舍利于梵境废寺，有隋唐石刻。隋仅存空器，唐所藏者四十九粒。为建铜塔于此，并瘗其原石。”云云。
可知，据《沈藩记略》记载，隋唐时期的两件石刻中，隋代的仅见容器，不见舍利，而唐代的容器内仍藏有舍利，且数目恰好是49粒。因此，这里写的唐代舍利与舍利容器均为仪凤三年的遗物。舍利容器的组合从外至内为石函→铜盒二，装七宝→琉璃小瓶。其中“铜盒二、装七宝”应是以金银珍珠等珍宝装饰的两件有盖铜器。若与《大唐圣帝感舍利之铭》的“叠椁镕金”这一记载一并考虑，“铜盒二，装七宝”极有可能指的是铜椁和铜棺。再着，关于梵境寺的舍利容器，《大唐圣帝感舍利之铭》记“极雕砻之变态，究象设之闲安”，清代按语载“装七宝”，均表示这组器物是用珍贵材料，穷奇雕刻和镶嵌技艺而完成的精致杰作。这正符合泾川大云寺和太原龙泉寺址出土遗物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梵境寺的舍利容器与泾川大云寺等遗物大致相仿。除此之外，有些学者推测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嵌宝水晶椁（图9）为武则天主持施造九重舍利容器中的一件。加之，虽然缺乏确证，但放置于其内的玉棺（图10），由质量极为精良的水晶与白玉制成，工艺也非常高超，由此来看，亦为武则天主持施造的可能性相当高。
本文对棺椁形制舍利容器的肇端与武则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首先依据考古发现的舍利容器遗物，重新确认了棺椁作为舍利容器的出现始于武则天时期。
在此基础上，针对武则天在显庆五年施造法门寺真身舍利金棺银椁的记载，做了进一步的考证。可以看到，虽然文献上无法证实棺椁形制的舍利容器确实创制于武则天，但高宗为了迎奉法门寺的真身舍利进行了细心的安排和优厚的准备，真身舍利及其带来的祥瑞引发了全社会的狂热风潮，就在那时武则天喜舍制造九重金椁银椁舍利容器，因此武则天创制之说，可能性极大。
最后，关注了仪凤年间武则天将长安光宅坊所感得舍利颁布这一事件，依据潞州梵境寺《大唐圣帝感舍利之铭》，讨论了通过这项全国性活动，拟棺椁的新形制舍利容器广泛传播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