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窟的开凿，大体有三方面的原因，一为供僧侣进行禅修，二为在末法来临之时保护佛像佛经达到护法的目的，三为修功德、祈福田。开凿的地点一般选在江河之畔、山崖之间，这里远离城市喧嚣、依山傍水、环境清幽，这种环境十分利于僧侣进行禅修。禅修作为僧侣修行的一种方式，需要比较安静的环境，这在佛经上也有明确的记载。如《禅秘要法经》中记载：“出定之时，应于静处，若在冢间，若在树下，若在阿练若处。”这里的“出定”指的就是禅修，说明禅修的人应该选择在安静的山郊野外。《付法藏因缘传》更明确地记载了僧侣在石窟中进行禅修：“山岩空谷间，坐禅而龛定，风寒诸勤苦，悉能忍受之。”由此可见，进行禅修的要求极大地推动了石窟的开凿。
中国石窟开凿的兴盛时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纵观这一时期，我们可以根据开凿石窟的主要目的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开凿的目的具有很强的功能性，主要为了僧侣进行日常活动，而禅修则为日常活动的重要部分；后期石窟开凿逐渐偏向世俗化，目的主要是为了修建功德、宣传教义、礼拜等作用。这两个时期的分水岭，笔者认为大致在云冈石窟第二期，主要对应北魏孝文帝时期。不难发现，石窟的开凿历史与禅修的受重视程度存在一定的同步性，魏晋南北朝早期石窟的开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进行禅修这个重要目的。
中国石窟的开凿，起于新疆，而新疆石窟多塔庙窟、僧房窟、禅窟。禅窟自不多言，专用于坐禅。僧房窟为僧侣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其门口相对的一侧，多凿出或砌出一个低矮的条状的禅床，供僧侣休息或坐禅所用。塔庙窟，即中心柱窟，供僧侣观像是其功能之一，从观像入手，然后以心眼观佛相好，再进入较高的观佛阶段，这是僧侣进行禅修的一般做法。就新疆地区而言，虽然从文献无法细考石窟与禅修的关系，但就考古资料来看，这一地区石窟的开凿与禅修确实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据文献考论，北方的禅法起于凉州，凉州在晋末为禅法最兴盛的地方。如昙无谶本受学于白头禅师，而智严西行得见佛大先，并邀请觉贤东归。智猛也曾住凉州，后入蜀授禅。玄高为陇西著名的禅师，后来在北魏行化。此外修习禅法的还有昙摩蜜多、惠览、宝云等。北凉佛教，重视禅修，僧侣修禅需要选择环境清幽的山林，这就产生了开凿石窟的需要。
北魏灭北凉，承袭其佛法。至太武帝时发生短暂的毁佛运动，而后文成帝复法，昙曜力与其事。《续高僧传》谈到昙曜“少出家，摄行贞坚”，又说其“绥辑僧众，妙得其一”，这里的“贞坚”、“妙得其一”均指昙曜擅于禅修。云冈石窟最初为昙曜所开凿，其开凿的动机必离不开他所擅于的禅修。高允的《鹿苑赋》曰：“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术。”鹿野苑石窟与云冈石窟的开凿基本同时，又都在平城郊外，鹿野苑石窟的开凿是为了供僧侣禅修，则云冈石窟的开凿亦或为禅修之所。
北魏初期，士族大多托身于幽、燕，其地佛法又比较兴盛，则佛教与经学已具有因缘。孝文帝时期，佛教义理逐渐兴盛，这一时期北魏佛教已经同文成帝复法时主要依据的凉州佛教不同了，更多的受到来自于幽、燕以及南方佛教的影响，反映在石窟的开凿上则为云冈石窟第二期。云冈石窟第二期与第一期即昙曜开凿的石窟有着很大的不同，石窟形制由草庐式或覆钵塔式演变为汉式的楼阁、殿堂，题材上多雕出维摩、文殊与释迦、多宝（宣讲义理）等等，都可看出石窟的开凿逐渐摒弃了禅修的目的而转向宣讲义理，开凿的目的逐渐世俗化。
就其石窟类型的数量与分布来看，僧房窟在新疆石窟中较为常见，例如克孜尔石窟中，僧房窟有80多个，约占全部石窟的三分之一，后世开凿石窟，僧房窟则逐渐少见或不见。禅窟就其分布地域来看，最东不超过甘肃的河西地区。中心柱窟在甘肃境内最为集中，后世开凿亦少见或不见。
从新疆石窟到凉州石窟再到云冈石窟第一期，禅修作为开凿石窟的目的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北魏孝文帝以后即云冈石窟第二期之后，禅修的目的不再成为开凿石窟的主要因素，开凿的目的也逐渐世俗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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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巴蜀石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