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全国经历了大范围的降水，部分城市受到了洪涝灾害的影响。洪水从创世起便是神话故事的主流，后来仍占据历史的重要位置，成为千百年来人们不断与之抗争的命题。在对抗洪水的过程中，古人们积累了很多生存经验，值得我们不断地挖掘和学习。

暴雨无情，我们虽然抱怨天灾的残忍，但在灾难之后，如何抵御洪水的侵袭，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古代是如何防汛抗洪的，一起来了解古人的智慧。

据史料分析，我国古代从大禹时起就开始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历代各朝更是注重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的“白鹤梁”，就是我国古水文站的一处罕世遗迹。

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故古人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

白鹤粱石鱼题刻保存最好，价值也很高。它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断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共镌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白鹤梁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最早期的“水文站”，见证着我国古代水文治理的历史成就。

我国古代各朝还制订过许多防洪法规，从制度上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其中，金朝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颁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

《河防令》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初至八月终”定为“涨水月”，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必须轮流“守涨”，不得有误。

第二，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

第三，规定河防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

第四，奖功罚罪，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家据情处理。

《河防令》的颁行，不但对当时金国占领下的黄河、海河等水系的防洪工作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的河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金以后各朝代的防洪法规，多由《河防令》引申而来。

清代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间(1659～1677年)，苏北黄河、淮河、运河连年溃决，水灾严重。平民出身的水利专家陈潢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并发明了测定流速流量的“测水法”，对我国河道管理理论作出了显著贡献。

但是，古代黄河仍常决口，淹没农田村庄。为防洪，便产生了“水报”。这是一种和“兵报”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这种汛情传递其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

在古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县份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一俟水报马到，即通知马夫接应，逐县传到开封为止。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当时朝廷还规定，传水报的马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对此，人们家喻户晓，一见背黄包、插红旗跨马疾驰者，大都会自觉避让。

所谓“羊报”，是指水卒乘坐羊舟沿途报汛。据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水签”(警汛)，坐上羊舟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

“羊报”执行的是一种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古代的“羊报”被抢救上岸后，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早已饿死撞死或溺死，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

元代时，朝廷还据自然条件，设有陆站、水站、轿站、步站等报警驿站。东北地区由于路况差，故设有狗站。原来，我国元代官方很重视发挥狗的作用，训练狗作为通信报警工具，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当时，在辽东、黑龙江下游等地区就设立有15处狗站用于报告水警。

面对洪水，主要做两方面的准备。一是防，二是治。在洪灾发生后，只有积极应对，才能减少损失。每当这时候，古代统治者都要求责任到人。除了需要地方官员和水利部门的官员亲临一线指挥救灾外，还要求他们如实汇报灾情。如有瞒报、漏报、谎报等行为，将会从重处罚。如韩愈在潮州担任刺史期间，因天降暴雨，潮州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韩愈便亲自冒雨出城勘察灾情，随后带领百姓在城北建起防洪堤。

而暴雨过后的灾后重建工作，古代统治者也非常重视。他们通常会在灾区开仓赈灾，安抚百姓，减免租税，帮百姓重建家园。如在明洪武十七年，黄河开封段东月堤决口，大面积受灾，朱元璋便派官员抵达前线指挥，同时免除来年的赋税。当然，也不是所有官员都尽职尽责，有些地方官在大灾大难来临时视而不见，也造成了很多无辜百姓的伤亡。对于这种官员，通常都会被“秋后算账”。

抗洪措施最为常见的举措就是建立水利工程。中国古代有四大水利工程：它（tuō）山堰、郑国渠、灵渠、都江堰。这四大水利工程可谓“大功臣”，为中国科学技术的革新奠定了基础。

1、它山堰

它(tuō)山堰，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西南部的它山堰，是在唐代太和七年，由县令王元暐创建的。

它山堰的堰体有四大特点：其一，堰底向上游倾斜5度。增加堰体的稳定性；其二，组成堰体的条石附有粘土夹碎石层，减少河床的渗漏；其三，堰体平面略向上游鼓出，减少溢水时对河岸的冲刷；其四，堰体采用变厚布置，增大河床中央堰体刚度。

它山堰历经1100余年风霜雨雪和洪水冲击，至今仍基本完好，继续发挥着阻咸、蓄淡、引水、通航、泄洪的作用。

2、郑国渠

郑国渠是公元前246年，由韩国水利专家郑国主持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中部。郑国渠工程之浩大、设计之合理、技术之先进、实效之显著，是世界水利史上的“神来之笔”。

郑国渠导水路（引水渠）的设计十分科学，且因地制宜。渠的位置与泾河构成一定的夹角，大大增加引水量。此外，郑国渠还配有退水路，可以把引水渠多余的水排回泾河，防止山洪的发生。

关东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古代人民借助这一优势，选择在泾河与洛河之间建造大型灌溉水渠，处于高地的它能够实现全程自由灌溉。古代人民很早就认识到泾河的水中含有大量的泥沙，于是引进泾河高含沙量的水，并通过淤灌改良盐碱地，显著提升了农作物产量。

3、灵渠

灵渠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被誉为“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 ”。

建设灵渠的目的是将湘江和漓江连接起来，这在当时是极其困难的。而设计师非常聪明，他们在湘江上拦河坝，提高湘江水位，接着开凿一条渠道（南渠），将湘江的水引入湘漓的分水岭，并在分水岭处开凿人工渠道，引入漓江支流，水流从而到达了漓江。

灵渠主体工程由铧嘴、大天平、小天平、南渠、北渠、泄水天平、水涵、陡门、堰坝、秦堤、桥梁等部分组成。其中，陡门和堰坝起到了节制用水的作用，增加通航水深；侧向溢流堰坝分泄洪水，以保障安全。铧嘴、大小天平、泄水天平等的运用，综合地实现了分水、引水和泄洪等几项功能。

4、都江堰

都江堰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始建于秦昭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前到251) ，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鳖灵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

长堤的头部叫鱼嘴，较矮的堤尾叫飞沙堰，在玉垒山有个人工开凿的口子叫宝瓶口，它们三个就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

飞沙堰是都江堰确保成都平原不受水灾的关键要害。它的主要作用是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出。遇特大洪水时，它还会自行溃堤，让大量江水回归岷江正流。在洪水期间，飞沙堰将大量的水排入外江，宝瓶口会把多余的、进入内江的水从飞沙堰泄出，两者同时达到了防洪的作用。

中国古代洪灾较多,长期以来建立了复杂的防汛制度以及产生了很多杰出的防汛基础建设。直到今天，祖先防洪的智慧依旧值得后人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