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州，设于北魏太武帝神䴥三年(430年)，初期州治位于临泾县，辖境相当于现在的甘肃平凉、华亭、崇信、泾川、灵台，陕西彬县、旬邑、永寿等市、县及甘肃镇原、宁夏泾源部分地区。后移治安定县(位于现在的泾川县泾河北岸，即今泾州古城遗址)。隋大业三年(607)改为安定郡。唐初复改为泾州。

云冈石窟第6窟（左）

王母宫石窟（中）

与楼底村石窟1号窟（右）

泾州地区，是汉魏时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北魏胡氏、梁氏及皇甫氏等众多皇室成员及世家大族的原籍所在地。而这，也是这一地区佛教文化兴盛的两个重要原因。这其中，又以北魏皇室成员胡氏（胡太后及其父胡国珍）的影响最为直接，也是泾州地区众多北魏石窟寺最主要的开凿背景和动机。

云冈石窟第13窟七佛立像（上）

南石窟1号窟七佛立像（中）

北石窟165窟七佛立像（下）

现在的泾川王母宫石窟、庆阳楼底村1号窟，直接受云冈石窟第6窟影响；

而泾川南石窟寺和庆阳北石窟寺中的“七佛”造像， 则可在云冈石窟第13窟中找到原型。

显然，这种影响并非通过丝路传播而来；

而是从当时的北魏都城平城直接输送而来，

这背后的原因很明显：泾州，是当时北魏皇室成员胡太后的原籍所在地。

无论是王母宫石窟的开凿者抱嶷，还是南、北石窟寺的开凿者奚康生，

他们的开窟动机，背后都离不开这种政治原因。

这也反映出，北魏时期佛教文化的传播，是一种从上层统治向下层传播的方式。

这三处由官方主持开凿的具有云冈模式特点的石窟在泾州地区完成后，

民间迅速仿效，在这一地区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小型窟龛，

而其样式，则基本都是参照这三处石窟的造像样式而作。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泾州造像样式，是受到“平城——泾州”方向的影响。

在单体造像方面，由于泾州地区本就是羌、胡等族和汉人的杂居地，

其早期造像多以细密衣纹为特点。目前，泾州地区发现的北魏早期单体佛造像文物中，

大量出现这种以细密衣纹为特点的佛像。

这种样式的造像，应该是受到此地区羌、胡等族影响的。

到北魏后期，这种风格的佛像逐渐不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长安（西安）附近也发现有这种细密衣纹风格的造像

北魏时期的长安，在历经“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战火破坏后，

早已失去之前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也没有了皇室力量的加持。

而这时期的泾州，不仅是羌、胡等少数民族集聚地，更是北魏皇室和一众世家大族的故乡所在，

故而这一时期紧密衣纹的造像样式，很有可能就是从“泾州——周边地区”方向传播。

在经过西魏、北周到隋朝（不到50年间）时，泾州地区的造像样式与风格已趋于统一。

这一时期，长安又成为都城。受洛阳龙门模式的影响，长安地区的佛像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新的特点。

而这时期的泾州造像样式，又受到来自从“洛阳——长安——泾州”方向的影响。

就单体造像而言，在这种影响下，泾州地区的造像在发生新的改变的同时，

又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地方特色，出现与长安地区同期造像有所不同的一些表现形式。

隋代以后，佛教在唐代完成了中国的本土化。

并以全国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地区造像形式为主，形成了新的“长安模式”。

泾州地区的唐代佛教造像，则受影响，与长安地区造像逐渐趋同，融入其中。

可见，泾州地区的石窟及单体造像样式受丝路影响很有限，

其在早期主要受当地羌、胡等族影响，具有明显的本地造像特点；

之后则直接受到了来自云冈模式的影响。

两种不同的造像形式在并行一段时间后，因为长安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回归，

又受到了来自“洛阳——长安”方向造像艺术形式的影响，

从而形成了泾州地区特有的一种造像样式。

这种泾州样式佛造像，从北魏早期出现，直至隋代，

成为陇东地区这一时期佛教造像的主流样式。

也是陇东石窟最为精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