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持续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仰韶文化”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
“庙底沟彩陶罐”是山西博物院收藏的国宝级文物之一。烧造于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4000年)，山西省垣曲县下马村出土。彩陶罐高45厘米，口径35厘米，腹径43厘米，底15.6厘米。泥质红陶，器表磨光。侈口，圆唇，短颈，宽肩，上腹突出，下腹内收，小平底，上腹部以黑彩绘以弧线和圆点等组成的花卉图案。体型硕大，器形完整无缺。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遗物。
1921年10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镇仰韶村南边的缓坡台地上，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了——在这里正式展开第一次考古发掘，发现了中国史前时期存在着的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根据考古惯例，这一重要发现被命名为“仰韶文化”。
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 高23.6厘米，口径35.3厘米。1977年方山县峪口村采集。泥质红陶，口沿及腹部用黑彩绘以圆点、直线、三角等组成的图案。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器物。山西博物院藏
仰韶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最丰盛繁华的时期，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主干性文化，是中国最早开启文明进程的史前文化之一，影响最为深远，在中国所有史前文化中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
仰韶文化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今天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陕西省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最多，被称为是仰韶文化的中心。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房屋的布局有一定的规制：周围有一条围沟，村外有窑场和墓地。房屋主要有两种：圆形或方形。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居多，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的墙壁制作有一定的程序：墙壁中用木头做骨架，用草拌泥抹墙，墙外部多用草裹后，燃烧裹草，使得泥墙更加坚固并具备耐水性。
仰韶文化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在红陶器上彩绘有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
仰韶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的陶器多是手工制作的，中期开始出现轮制。一些陶器上还留有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可见仰韶文化已经有了编织和织布的手工业。
仰韶文化还发现了大量的猪和狗的骨骼，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先民们已经开始驯养猪和狗了。
仰韶文化包括：关中、豫西、晋南地区的半坡、庙底沟、西王村类型；洛阳、郑州王湾、大河村文化类型；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大司空类型；甘肃地区的仰韶文化。
为了保护和研究仰韶遗址，专门修建了仰韶文化博物馆。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出生于瑞典厄勒布鲁省(Orebro)的克尼斯塔(Knista),1914年5月16日抵达北京，受聘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务顾问，1926年返回瑞典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地质学教授，在华工作长达12年。1927年起他担任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和考古学教授，直至1939年退休。
安特生在中国工作期间，拉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史的序幕——
1921年8月意外地发现了后来被称为“北京人化石产地”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并进行了试掘。这次试掘发现了堆积物中有许多白色石英岩石器残片。正是因为发现了这种残片，安特生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
1921年10月，他发现了“仰韶文化”，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历史，拉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史的序幕，第一个将田野考古方法带给中国。在仰韶村发掘完回到北京之后，安特生立即组织专家、学者对所带回来的实物进行“会诊”，发现这些实物以磨制石器与彩陶共存为特征，经过系统、全面的研究、鉴定、比较、分辨和论证，按遗存深度进行逐层分析，结果一致认定了安特生的判断：这里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按照考古惯例，以首次发现地命名为“仰韶文化”，因其遗存中多有彩陶，所以也被称为“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也为寻找中国文化与西方史前文化之间的可能联系提供了线索。
安特生在中国考古事业、中瑞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贡献不可磨灭。尤其是按照协议，从1927年开始，将运到瑞典研究的文物开始退还给中国。这种退还工作，一直进行了7次，1936年是最后一次。这一次他还附有一份长长的清单。这种履约退还行为，是非当时的文物掠夺者所可比拟的。比较奇怪的是，这些被退还的珍贵文物，后来都丢失了，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但在2005年的夏天，这些神秘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文物，却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库房里被发现了。这让人们不禁又想起已在1960年逝世于斯德哥尔摩的那位老人。
经过历史的曲折，人们也重新“发现”了安特生。在1985年召开的发现仰韶文化65周年纪念大会上，安特生的学术贡献重新得到了高度的评价。此后，很多展览中，外国人的名字开始被提及，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发掘历史中就明确了安特生最初来到周口店试发掘的经历并肯定其意义。特别声明：本文来源为人民日报新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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